“儿子，今天工作还顺利吗？”

“妈，一切都好，很开心，我们的心愿达成了。”

这个对话，来自于武汉的90后青年付俊和他母亲的一通电话。

3年前，付俊的母亲感染了新冠，住在武汉火神山方舱。那段时间，在舱内治疗并照顾母亲的都是全国各地的援鄂医疗队，其中就有上海医疗队的身影。

这次上海疫情爆发后，母子俩每天都揪心地关注最新情况。4月初，付俊做了一个决定：“妈妈，我要去上海。”母亲看了他半天，只说了一句：“应该的，注意安全。”

付俊说，他知道经历过武汉疫情的母亲，内心对自己此行充满担忧。但他更清楚，母子俩的想法是一致的——彼时，全国人民对武汉伸出援手。如今，上海有难，我们要去报恩。

图说：付俊和一同前来的两位武汉同乡聂众鑫、马晨曦。 本文均为静安区供图

为了随时出发来上海，付俊在武汉每天都做一次核酸检测。终于，4月24日一早7时，揣着一颗感恩的心、拿着最新出炉的检测报告、拖着母亲塞满防护用品的行李，付俊和两位老乡一起踏上了前往上海的征程。

疫情期间，武汉直达上海的高铁暂停了。付俊三人就先坐火车去了杭州。在杭州等了3个半小时，坐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等下了火车，最终到静安区的方舱医院，已接近晚上7时。“常规来说，武汉到上海的高铁，基本4个小时可以到达。这次路上时间差不多要12个小时，但不管怎么说，我们终于到上海了！”

在武汉，付俊是公司设计部的一名员工。但在上海方舱，由于看护人员紧缺，他角色转换成了一名舱内护工。“3年前，我就在武汉方舱内做过志愿者。我有经验，我可以！”信心满满的付俊成为舱内400多位患者的护理员，更承担了舱内36位特殊患者，如高龄老人、年幼儿童、慢性病患者等护理工作。

“今天感觉怎么样？”“早饭吃过吗，胃口可还行？”每天早上8时，穿好防护服的付俊进入方舱，第一件事，就是来到自己负责的每一位患者跟前，了解身体情况、听取生活需求，随后协调并解决问题。

有需要服药的，及时把药品分发到患者手中；有防护物资快用完的，赶紧为其补充；有身体感觉不适的，拿出对讲机和医护人员沟通；对用餐有特殊需求的，用笔记下后与后勤组对接；还有看到情绪明显焦虑不安的，上前负责开导陪聊，也是付俊的职责所在。这些看似琐碎、却关乎患者身体和生活质量的细枝末节，付俊每一个都全力去做、尽力满足。

照看400多位患者的工作量非常大，但却只是“基本工作”。那些特殊患者的护理，是付俊工作的重中之重。付俊告诉记者，普通患者和特殊患者的照护工作都是穿插着进行的。“在巡查所有患者的时候，我会在这些特殊患者的床边多待一会，看下有没有需要护理的事情。当我不在这片区域时，他们也可以通过区域安保的对讲机来呼唤我。我就会第一时间跑过去，优先解决他们的需求。”

特殊患者中，有一位年过九旬高龄老人，也是舱内年纪最大的患者。每天一早，付俊都会和老人儿子一起，先将行动不便的老人从床上抱到轮椅上。中午和晚上的饭点，会赶过来给老人喂饭。每日还会定时数次，拿着便携式马桶协助老人上厕所，并将马桶冲洗干净后放回原处。

“我自己也年纪大了，正犯愁在这里如何照顾老母亲，没想到小付来了。”这些天，看着比自己孙子大不了几岁的付俊为老母亲忙前忙后，不怕脏不怕累，老人儿子发自内心的感动和感谢。

除了高龄老人之外，慢性病、基础疾病的患者以及年幼的孩子，也都是付俊关注的对象。舱内有一位近期做过心脏搭桥手术的老伯，付俊时常叮嘱他，遇到起身、下床、上厕所这种需要用力的事情，务必要呼喊自己过来扶一把，不要逞强。对于患有糖尿病的老人，他会将无糖餐单独发给他们，并时刻检查下发物资中有无含糖食品，担心他们误食。看到年幼的孩子，他更会省下自己的酸奶和小蛋糕，留着给他们解解馋，补充营养。

每天从早8时到晚8时工作结束，付俊须把400多位患者情况至少巡查一遍，并将特殊患者的照护工作做到位。用付俊自己的话来说，“这12个小时，就是‘到处跑’的状态，只要一停，活儿就来不及干完了。”

每天最放松的时候，就是和母亲打一通电话，或者和一同前来的两位武汉同乡聂众鑫、马晨曦比一比，谁下班后脱下来的衣服拧出的汗水多。

“我这两位老乡，都是退伍老兵，有一位还是预备党员。用他们的话，我来，是报恩，他们来，除了报恩，还是一份应尽的责任。”

不过，付俊也“不甘示弱”地向记者表示：“我也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正努力向党组织靠拢！”

通讯员 彭旭卉 记者 潘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