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洋尤崇莎：随鸦片战争而来的文化鸦片持久毒害天下华人

 

诸玄识

 

 

图解  西方精心打造的文艺乌托邦，构筑文化霸权；而中国知识界则对它顶礼膜拜，视若神明、奉为至宝。英文版《莎士比亚的全球神话》讽刺：“外国人不知道或不理解中国人对莎士比亚的敬仰和崇拜是多么的热烈，……‘他’被视为艺术之神。”

 

 

（一）谬以千里：学人醉心于西洋像似“明月入怀”

（二）谬种流传：列强带来的精神价值“明效大验”

（三）谬采虚誉：西化文艺成为中土的“明德惟馨”

（四）谬说泛滥：割裂中华认同的利器“明光烁亮”

（五）谬妄无稽：公知们罔顾国际莎学“明辨是非”

 

 

（一）谬以千里：学人醉心于西洋像似“明月入怀”

 

“（西方）月亮比中国的圆。”胡适名言：“（中国）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这让我想起另一句相反的名言：“有什么比蔑视自身文明和知识的更可悲呢？”（John Ralston Saul）。

 

胡适们哪里懂得这样的道理，即“西方是通过向外制造非理性，来保持其内部的‘理性’”；而当时的中国则正在承受致命忧患，所以凸显负面。

 

他们更茫然于如此事实，即技术、知识、制度、文学、艺术和音乐以及世俗道德（非宗教的有序性），都是“西学中源”；正如密歇根大学教授大卫·波特（David Porter）所说：“西方近代化即中国化”（Sinicizing Early Modernity）。参见诸玄识的文章《西方文明诞生于18世纪：“中国化”的产物》。

 

莎士比亚是“前国家、前文明”的文盲戏子。在他死后不久，不列颠岛幸遇“天时地利”（地理优势转移）而崛起；任何往昔传闻都有可能被文明的暴发户当作“遗产”，而精心加工之。不断膨胀的莎剧，在17世纪是粗野和粗俗，而后则被使用中国元素将其经典化与神圣化。

 

18世纪是华夏派生西方文明与文学的时代，其中的三要素是关键：

 

“中国热”（启蒙运动）→ 世俗国家＋人文哲理；

 

“中国风”（物质文化）→ 生活方式＋审美品味；

 

“中国字”（汉语密码）→ 表意概念＋写意抒情。〔参见大卫·波特著《表意文字：现代早期欧洲的汉语密码》〕。

 

19—20世纪，“莎士比亚”跟随“日不落”而遍及五洲四海，与之交相辉映。在有形的殖民帝国解体之后，无形的文化帝国继续彪炳霸业。

 

包括莎士比亚在内的西方文化对现代中国的影响是，割裂中华认同：

 

在大陆地区是割裂传统认同，促进西化狂潮，而冲击和浸淫神州大地（文化陆沉）；

 

在港台地区是割裂祖国认同，助长分裂势力，而应和与效忠欧美强权（精神西方）。

 

正如伦敦大学的劳卡班（E. F. Laukaban）所指出：“……注入前卫方法的莎士比亚话剧对中华认同的伤害是，试图摆脱‘中国性’（Chineseness）和寻求全球性（即西方性）的身份认同。”

 

《莎士比亚是普世的吗？不，它是文化帝国主义！》（Shakespeare, universal? No, it's cultural imperialism），这是爱尔兰女作家、加拿大协和大学教授奥图尔（Emer O'Toole）在英国卫报发表的文章，批判“世界莎士比亚节”（伦敦，2012年4月23日）；其中写道：

 

“莎士比亚（作品/戏剧）充满了阶级性、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莎士比亚的普世性从何而来？为什么世界各民族都在学习和表演莎士比亚？那是因为殖民文化之普遍渗透、深入人心！……莎士比亚是大英帝国的强有力的文化工具，它与西方优越性一道被传播开来，……是被竖起来的欧洲文明的灯塔。”该文也提到了中国参与庆典的事，也让英国人在电视里领略了北京国家大剧院的风采。

 

“为什么社会主义中国会拥抱莎士比亚这一西方霸权的文化偶像，又与万恶的殖民～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美国斯基德莫尔学院教授莱维斯 (Murray J Levith)说：

 

在旧中国，莎士比亚无疑是在文化上象征着英国强权，后者却是鸦片战争、八国联军和诸多不平等条约的罪魁祸首。而对于新中国来说，莎士比亚（事业）则无疑是一个庞大的资本财团。另外，根据一份英文版的研究报告，现代中国把莎士比亚视为“艺术之神”和“所有时代的戏剧艺术的最伟大的典范”。……鲁迅曾说：“中国需要莎士比亚式的作家来表达民族精神。”……有许多西方人好奇：在（1997年）庆祝收回香港的一年后，就在上海举办了莎士比亚的庆祝活动。

 

虽然中国终于收回了这块殖民地，但是，殖民文化在两岸三地方兴未艾、方骖并路。

 

 

图解  “莎士比亚”是怎样来到世界舞台、并成为各国现代文艺的核心内容的？它是西方霸权的衍生物和守护神。

 

 

 

（二）谬种流传：列强带来的精神价值“明效大验”

 

泰戈尔诗云：“印度，胸脯上压着大英帝国统治的磐石，坠入一筹莫展的停滞的困境。英国为牟取暴利，凭借武力，用鸦片毒害像中国那样幅员辽阔的文明古国……”；“一阵破坏的盲目狂怒席卷而来，文明的高塔竟被颠覆在尘埃里，在道义化为乌有的混乱之中，……人类最珍贵的宝库，被劫掠者践踏在脚下”。

 

牛津大学教授米契（Jonathan Michie）说：“莎剧《威尼斯商人》反映了早年西方卷入国际贸易的情况……。由此，19世纪英国和中国之间的鸦片战争，不只是为鸦片买卖，更重要的是为了贸易权力；通过这场战争，英国还霸占了香港。”

 

东伦敦大学教务长乔因（John J. Joughin）批评：“19世纪，不列颠帝国动员了大量‘硬件’（军事装备），从事侵略中国的（两次）鸦片战争。与此同时在印度，……推行莎士比亚崇拜（bardolatry）来巩固殖民体系和推行奴化教育。……文化与枪炮接踵而至，相辅而行（是东方民族的厄运）。”

 

 

 

油画：英国人于1861年在泰晤士河畔庆祝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胜利（使用中国舢舨作为道具），宣称是先进的西方文化战胜野蛮。

 

 

有关莎士比亚的信息首次传到中国是1839年，即鸦片战争的前夕。这是一个不祥之兆。它移植东土而喧宾夺主、移风变俗而反客为主；它以摧毁汉风国故为能事，即破坏全人类的文艺与精神源流。伏尔泰说：“中国是艺术的摇篮，她赐予西方一切。”古今西方的文学艺术都起源于18世纪的“中国风”。参见美国哲学家洛夫乔伊（Arthur O. Lovejoy）著《浪漫主义的中国起源》。

 

劳卡班博士（Dr E. F. Laukaban）评论：

 

新文化运动寻求西方文学和戏剧，把它们当做先进的西方的缩影……；必须按照它来铸造中国现代文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别无选择地宣称，西方文化比中国文化优越。……西方中心论在中国确立了。全面接受西方思想也使中国的文学及戏剧等发生丕变。作为欧美经典的莎士比亚开始成为“文化迷信”（cultural fetish），这正是激进西化的华人精英所渴望的。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直接命令把圆明园付之一炬的额尔金（伊利近, James Bruce Elgin, 1811—1863），是个莎士比亚崇拜者；之前，他在驻华特使（High Commissioner）任上，曾抱怨中国皇帝没读过莎士比亚。额尔金的罪恶动机是，除了为传播“西方福音”扫清道路之外，还为了抢劫一空后消赃灭迹，掩盖罪行。其焚毁的范围远远比圆明园大得多，是“三山五园”（万寿山、玉泉山、香山；清漪园、圆明园、畅春园、静明园、静宜园）。三年后，这位文化罪人丧命（52岁），这也算是报应吧。

 

顺面提一下，在中国国内的有关火烧圆明园的著述中，很多都是归罪于清朝，而为西洋强盗开脱，这只能理解为殖民文化心态。

 

上天有眼：另一个火烧圆明园的主犯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 1833—1885）也是在52岁时、在苏丹总督任上被起义军斩首，他的住所还挂着莎士比亚的画像。

 

在焚毁圆明园之后的第四年（1864年），英国上流社会隆重纪念莎士比亚诞辰三百周年。

 

 

英国庆祝莎士比亚的演出（1864年）。

英国庆祝莎士比亚的宴会（186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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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谬采虚誉：西化文艺成为中土的“明德惟馨”

 

英国赢得对法国的七年战争（1754—1763年），变为全球性的海洋与殖民帝国；从而加紧编造其民族和文化之“优越性”，便竖起了“莎士比亚丰碑”。玛金·普林顿（Marjean D. Purinton）说：“到1759年，‘莎士比亚’已被改写为……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基调。”

 

由此，在英国的各个殖民地及势力范围，英语和莎剧均如春花怒放、春满人间，从而凌驾于、甚至摧毁当地传统与文艺。格莱克曼教授（Jason Gleckman）说：

 

莎士比亚的价值已被广泛认可，而他在亚洲的普遍存在归因于英国殖民主义和欧美的文化帝国主义。甜美的话语与罪恶的战争、不平等条约、领土割让、治外法权和赔款等，联系在一起。然而，对于民族主义来说，亚洲观众崇敬和欣赏莎剧很可能导致“民族认同”的疏离和抛弃其本身的文化遗产。虽然一个积弱和贫穷的亚洲不得不屈服于富强的西方，但在文化上，亚洲大可不必舍己从人；毕竟，亚洲有其华丽和古老的戏剧、艺术和文学，谁需要莎士比亚？然而在实际上，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列强的野蛮侵略和“传播福音”却无动于衷（他们只是批判中国传统）。总之，自从1839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屡遭耻辱，其民族自信也愈益减弱。

 

英国卫报编辑迪克森（Andrew Dickson）指出：“在中国，被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所开辟的通商口岸，变得繁荣起来；在那儿上演了《威尼斯商人》，先是英文版，再是中文版，它奠定了现代中国戏剧的基础。”

 

莎剧跟随着鸦片战争进入中国，第一步在租界内，先英语、再华语公演；第二步进入大中城市，第三步普及开来，终于奠定了排斥国粹的现代戏的基础。

 

在20世纪初，“莎士比亚”跻陟中国的文教领域；这个过程竟是“破旧立新”——摧残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后者却在17—18世纪派生了现代英语和英语文学以及经典莎剧。不是吗？来看两个实例：

 

牛津大学出版社发行的《中国品味与英语的主体性》介绍：“现代英语身份是通过转向‘中文认同’而形成的”；因此，“英语性”（Englishness）就是“汉语性”（Chineseness）。〔2013年，作者：Eugenia Z. Jenkins〕。

 

剑桥大学出版社发行的《中国与英语文学的现代性》介绍：“现代英语文学（身份）是由主要是中国传统和历史的概念，所塑造的”；“18世纪的英文和英语文学……都是通过领悟中国文化与历史……来定义的”。〔2018年，作者：Eun Kyung Min〕。

 

20世纪初以来，中国在文化上丧失灵魂，用舶来品充当民族精神；西化华人无异于认贼作父、助奸弑母，这不是极大的悲哀吗！

 

《莎士比亚超越时空：不是一个时代，而是所有时代》，哥伦比亚大学人文系主任克莱因（Holger Klein）在其书中宣称：“在鸦片战争之后，一直自诩为天下中心的‘中央王国’，认识到西方军事与技术之先进，政治与社会之先进，和文化之先进。到1903年，一位未知的中国翻译家把查尔斯·兰姆和玛丽·兰姆合编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翻译成中文（文言文），而广为流传……。”

 

代表西方“先进文化”的莎士比亚却要用鸦片和暴力为之扫清道路，从而取代中国的“落后文化”，岂有此理！

 

关于现代中国的莎士比亚崇拜，施罗德（Luca Schroeder）说：

 

……在1976年，毛主席去世仅几个小时，被禁演的莎剧《威尼斯商人》的海报就出现在街上。不久，“莎士比亚”已经成为整个大陆的时尚传统，这对于了解现代中国文化的读者来说，并不奇怪。……中国学者和读者都把“他”置于至高无上的作家，将他奉为“艺术之神”（god of art），尊称为“莎翁”（father Shakespeare）。曹禺等人赞美他“像马克思一样，在人类历史上保持崇高威望的文学巨匠”。

 

 

 

图解  虚构的、并且是基于中国资料伪造的“莎士比亚”，在华人世界被奉为“神”。中国学术界与文艺界崇拜莎士比亚远胜于欧美。有一位大师把莎士比亚当作诟病中国文学的“价值尺度”，他说：“我国戏剧家所持的命运概念……不是西方剧作家如莎士比亚悲剧中所变现的悲剧的正义，我国缺乏真正的、作为戏剧最高形式的悲剧。”

 

 

（四）谬说泛滥：割裂中华认同的利器“明光烁亮”

 

 

 

根据世界莎士比亚文献网站的比较（所表所示，笔者加注中文），《哈姆雷特》在世界各主要语言中的学术地位（关键词），中文独占鳌头（20%），而英语、德语和日语则只是12～13%……。

 

进入21世纪，西方的莎士比亚已大大降温，但“内冷外热”。西方的莎士比亚一直伴随着批判浪潮，而中国则是全然崇拜。

 

在西方，质疑莎士比亚的也包括许多主流文化机构和人员，像牛津莎士比亚学会，以及莎士比亚世界大会主席及其四百会员签名。劳伦斯·杨格（Lawrence-Young）说：有40%的英国人都不相信“莎士比亚写莎士比亚”（Shakespeare wrote Shakespeare），然而，英国旅游局、莎士比亚信托和斯特拉特福地方政府，每年都成功地骗到数百万的外国游客……。

 

莎士比亚在华人世界起着侵蚀中华认同、助长分裂的有害作用。劳卡班博士论“莎士比亚成为台湾分离主义的文化载体”，摘录如下：

 

台湾莎剧代表着一种脱离中国的政治叙事，……是去中心化（去中国化）……，形成反对中国中心主义的话语。……台湾人依靠“莎士比亚”所提供的想象空间，通过将西方主义地方化和内在化，来重审他们的国族地位。……因为决心脱离中国，台湾人喜爱莎剧；这源于他们想要的文化自主，而非教育知识。……用莎士比亚来表达特殊的“台湾性”（Taiwaneseness）。换言之，莎剧是唤起和形成“台湾性”的催化剂。……作为全球文化的权威品牌，“莎士比亚”可谓奠基了以其当前意识形态为核心的台湾艺术。……过去十年，台湾的舞台频繁上演莎剧；……在文化媒体上伸张独立，莎剧承载着台湾思潮和理想。“莎士比亚”作为异国情调和文化资本，被台湾人用来确信他们是一个独特民族。……文化独立理念成为岛内莎剧的核心内容。……台湾《李尔王》的意义，与台湾意识有关，它与中国的“文化帝国主义”相冲突；这也反映了台湾人对其独立身份的渴望，以及台湾的全球定位。

 

 

 

图解  莎士比亚在台湾——分离主义的文化支柱。

 

 

笔者概括一下自上世纪初以来，莎士比亚对华人世界的负能量：

 

西方中心论（包括西方伪史、莎士比亚等）泛滥成灾 → 华人沦为殖民文化重灾区→ A.中华传统认同危机…→ B.中华民族认同危机： 

 

大陆知识界主要是前者（A），港台则双管齐下（A＋B）。

 

 

 

（五）谬妄无稽：公知们罔顾国际莎学“明辨是非”

 

国内某专家撰文，题为“莎士比亚与汤显祖并提，是‘文化崛起’的心态作祟”。他把这个西方虚构的偶像置于压倒一切的文艺巅峰，盲目崇洋到了极点！

 

相比之下，国外的莎士比亚专家则倒能够“一分为二”。让我来讲一件极为讽刺的事：

 

2014年，英国伯明翰大学莎士比亚学院院长道布森（Michael Dobson）来华，这对于他的中国同行来说，仿佛是莎翁幽灵派来的使者，趋之若鹜，甘言媚词。道布森受邀撰文《莎士比亚天赋的才华是惊人的》，引来多家媒体的连篇累牍的附和。但是，道布森签下巨资合作的项目之后，回到英国立马就像变了一个人——他发表了相反的见解，其大意为：

 

莎士比亚在他自己的时代较有名气，但并不是最好的；他的名声却被延续下来，以致许多并非莎士比亚作品都放在其名下出版；在17世纪，莎士比亚戏剧是粗糙的、野蛮的，因而需要栽培和精炼；18世纪，莎士比亚名气飙升，而现代版的莎士比亚则是被重塑、重写的；中国戏剧早在莎士比亚生前就进入英国，在17世纪后期差不多融入了莎剧。

 

 

图  东方早报文章：《迈克尔·道布森：莎士比亚天赋的才华是惊人的》。摘要：如果想知道天赋的才华是多么惊人，我们应该去读莎士比亚的作品。如果想明白人类的学习是多么微不足道，我们应该去研究他的评注者。

 

中国的一些学者和媒体借道布森访华之际，大吹特吹莎士比亚；殊不知，道布森恰恰是莎士比亚崇拜的掘墓人之一。这是多么讽刺啊！

 

实际上，作为英国及西方的莎学权威，道布森始终是一位莎士比亚的批判者和否定者（中国学者不知道，他来华时也不说）。例如道布森著《塑造国家诗人》一书，这样写道：

 

……怎样和为何莎士比亚（死后150年）被追封为可敬的启蒙作家……和不列颠民族的象征？……从复辟时期（1660年代）到加里克的斯特拉特福庆典（1769年）这一个多世纪，莎士比亚从一个陈旧、鄙俗的剧作家（archaic, rustic playwright），被提升为英国永恒的诗人；随着这个转型的完成，他的戏剧被广泛地演出、出版和阅读。为什么莎士比亚在不同时期服务于不同的利益呢？……美化与神化莎士比亚双管齐下，甚至是彻底重写莎剧。

 

笔者概括一下道布森的“莎学观”：

 

莎士比亚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不成文的口语；18世纪以前的莎剧文本是庸俗不堪、乡野掠杀、粗制滥造、品味较低、需要修炼；中国戏剧在莎士比亚生前就进入英格兰，并在17—18世纪参与了莎剧改造；经典莎剧是在18下半期由浪漫主义（学者）的构建；19—20世纪的“莎士比亚”服务于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

 

 

 

图  中文畅销书：儿童版莎士比亚书籍。我们对此指出三点：

 

第一、莎士比亚全家——包括他本人和两个女儿——都是文盲。

 

第二、英国历史学家、威尔士大学教授鲁宾斯坦（William Rubinstein）指出：“正统的莎士比亚传记都是肆意妄为地编造。”

 

第三、英国BBC新闻网发表牛津大学巴特范博士（Dr Bart van Es）的文章，揭露在莎士比亚时代，英国剧场和戏团——包括莎士比亚所在的——都是绑架男孩充当演员（男女演员）；被绑架者连续数年遭受监禁、鞭打和残酷训练，活下来的、并且技艺过关的，才可以登台演出。

 

 

​​​​欺骗儿童的莎士比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