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中国教育改革新起点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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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视角】

作者：陈先哲（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编者按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内容重点是“双减”：一是减少校内作业量，减轻学生负担；二是减少校外培训负担，从严治理校外培训机构。尤其是对于减少校外培训负担，措辞之严厉，措施之有力，可谓前所未有。本文认为，此次“双减”新政，国家层面透露的风向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出重拳、出实策，让教育回归公益属性，让教育主阵地回到学校，助力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构建。

2021年9月18日，苏州市吴江区世外教育附属汾湖实验小学，课间体育活动丰富多彩。阙明芬摄/光明图片

1.“双减”新政透射出深化教育改革新信号

“双减”新政引发教培行业大变局，但是细观“双减”前后中央和地方的一系列相关动作，就会发现此次教育改革之非比寻常。比如上海、北京等地率先推行大学区改革，在中考招生中大幅扩大分配到校名额，有力遏制学区房价格非理性上涨，逐步推进房产与教育脱钩。又比如上海、北京和深圳纷纷推出教师全面轮岗制度，优质教师将通过有序的轮岗制度进行规范化流动，打破“名校壁垒”和“学区壁垒”。事实上，此次“双减”新政发出了教育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强烈信号：教育改革不再是小修小补的局部性改革，而是具有政策组合拳攻势的系统性改革。

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后，新时代深化教育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如相继印发了关于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改革发展三个文件，力推基础教育体系的改革；如相继印发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学校劳育、体育和美育三个文件，力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体系；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改革评价总体方案》，坚决克服“五唯”的顽瘴痼疾。可以说，这些政策文件关注到教育体系内部的不同侧重点，令教育体系多个领域都更加焕发活力。但站在系统性教育改革改出实效的高度来看，改革从来不会一帆风顺，需要不断突破体制机制障碍：一是增强彼此之间的关联。比如劳育、体育和美育三个文件都各自强调其重要性，但又要防止五育之间的各自为战甚至利益割据，因为更根本的教育改革应该是更强调如何实现五育并举甚至融合。二是需要关注教育系统外部的影响因素，内外联动发力。当今之教育，已经不再是一个封闭的领地，而是与国家需要、人民群众需要有着高度关联的领域，需要用一种开放性的视野去看待教育体系。因此教育改革如果仅仅对内部系统动刀，往往可能治标不治本，应以一种内外兼顾的系统性思维去思考和推进。此次“双减”新政及其系列政策的出台，事实上就是一种高度观照到影响教育的外部要素的思维，是以“小切口”推动“大改革”的典型，颇有深化教育改革再发力之意味。

1983年，美国高质量教育委员会发表了一份教育改革报告，用了一个看起来颇有些“耸人听闻”的题目：国家处于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报告指出当时美国基础教育质量离支撑美国作为世界强国的需要相去甚远，也不足以满足美国民众越来越高涨的教育需要，教育威胁着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未来。报告发布几天后，美国总统里根发表了广播讲话，指出国家的力量将取决于教育水平的高低，呼吁全体美国人民关心教育改革。在这份报告的推动下，美国掀起了一场盛况空前的教育改革运动，联邦政府、州政府、企业界、教育界、学术界等都投入到其中。当下中国教育发展情况当然有别于当时的美国，但其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却是相似的：一方面，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国家竞争更需要教育提供高质量“人才红利”的支撑；另一方面，家长和学生对更均衡更优质教育的需要前所未有的强烈。因此，如今中国也很迫切需要推行一场全民参与其中的教育改革：不是只在教育系统内部做加减法，而是要在国家和社会中形成全面的教育共识。可以说，《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既是国家下定决心推动教育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强烈信号，也是给中国人民群众争取教育共识的一封公开信。

当前，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已成为“十四五”时期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时代主题，这也是党中央对教育发展新阶段的科学判断。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也亟须以教育改革再出发破局。但是，对于一场牵涉到教育内外以及国计民生的改革而言，不但要有破釜沉舟的决心，更要在顶层设计和具体操作中兼顾多方平衡，才能行稳致远。总的来说，新时代深化教育改革落实落地出实效，需要在实践中平衡好三对关系。

2021年9月21日，江苏省淮安市楚秀公园游乐场，儿童在尽情娱乐。周长国摄/光明图片

2.平衡好学段之间的衔接与独立性的关系

从纵向维度来看，教育体系由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三大子体系构成。高质量教育体系的目标应是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如何各自达到高质量发展，同时又更好实现三者之间的衔接和融合。在这其中，初中后的教育分流是影响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发展走向的关键阶段，也是当前家长和学生最为关注并为之焦虑的重要问题，更是在教育改革进一步深化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以往很长时间以来我国都是采取普职大体相当的政策思路，但如今随着生产技术的更新迭代，人工智能对普通技术劳动的大量替代发展趋势，以及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并带来对普通高中生源的大幅增长需要等趋势，加上在城市尤其是大中型城市中学生以及家长对更高质量的高等教育的需要增长等，原有的政策思路也确实到了需要考虑根据新情况调整完善的时候。而这个问题是无法仅仅依靠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三个子体系各自发展就能够解决的，而是需要教育体系的系统改革和高质量协同发展解决的，并需要社会系统的配套改革支持，尤其是应该作为“十四五”时期教育改革重点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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