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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王东京进入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DNA实验室工作的第12年，他比以往更忙，在他的工作日志上，写得最多的两个字就是“精准”。

2021年1月，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以侦破拐卖儿童积案、查找失踪被拐儿童为主要内容的“团圆行动”。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抽调精干力量组成“团圆专班”，法医王东京负责其中大量生物样本的亲缘关系筛查比对。

因为“团圆”，他实验室里的分析图谱，变得和从前不同。这些不动声色的图谱，平静得像月光下的水面，好似从无波澜。而王东京和他所在的团圆专班，就是要做那一枚让水面卷起浪来的石子，帮助每一条河流都找到自己的故乡。

我们每个人的基因都是不一样的，有着不同长度的序列，而亲人，就是“序列”里注定的唯一重逢。

团圆行动的意义，就是要最大范围，最短时间，最多努力，在比海更广阔的差异之中找到那些针一样细小的重逢，帮助失散的亲人回家。

为了找到这根针，王东京和他所在的团队宁愿站在海中。

王东京与同事在活动现场引导寻亲人员采集血样

今年6月，浙江省公安厅刑侦总队联合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等单位在杭州武林广场举行了一场防拐宣传暨反拐公益寻亲联盟活动。

这天的广场，总有人讲着讲着就忍不住失声痛哭，他们都是在找身上的血，心上的肉。

王东京和他的同事在现场共采集了200多个血样，有一些家庭在寻亲路上走了几十年，这也并不是他们第一次奔赴省外，那些百转千回的叹息与念想，远远大于路途上的千里迢迢。

王东京平时主要的工作场景，是在案发现场和DNA实验室，一贯冷静的他，在这样的活动现场，和平时在会议室或实验室，看到一些名字信息或是线索，是很不一样的。

王东京说：“我的朋友后面和我说，她那天在看活动的直播，她说因为团圆行动，觉得我们公安更有人情味了。”

不了解的人以为，团圆行动就是一滴血的距离。

的确，在刑事案发现场，如果出现一滴血痕，会成为一个相对于头发、骨骼而言，更丰富的物证。

在法医这门专业里，取证往往是最考验人的。

让科技为正义服务

在以往的侦破中，王东京和他所在的DNA实验室，甚至想过从破旧的皮鞋中提取物证，即使这双鞋已经被浸泡太久，还是在细节的不断扩大化中发现了扎实的证据。

而团圆行动，似乎是不用费力寻找物证的现场，采血几乎是所有物证提取中距离DNA最近的路径。王东京出色的提取物证能力，似乎在此并无太多“施展”的机会。

但事实上，更漫长的“战役”是在这滴血进入DNA库之后。

王东京回忆，“我是2009年进入杭州市刑侦支队的，当时我们已经在建DNA数据库。但这个库容量相对来说也没那么大。

同一年，公安部也建立了全国公安机关查找拐卖失踪儿童DNA数据库。

这十年间，陆陆续续有帮助一些家庭找到失踪的亲人，但从集中开展团圆行动以来，释放的信心是前所未有的。

不了解的人，会以为技术升级了以后，一旦输入数据，与之点位相似的数据就会像磁铁一样，自动检索聚拢。

“这其实只是最理想的假设，库里的底数远远不够，所以今年六一儿童节时，公安部刑侦局公布了全国3000个免费采血点，希望更多寻亲的人前往采集，希望就会提升。”

十一之前，“团圆专班”刚刚帮助一对失散多年的双胞胎姐妹相认。“这种比对的难度，十分繁琐，要排除大量的无效信息，剩余的再逐步做综合信息研判，我们实验室的很多工作都要做在前面，要做实、做确凿。”

王东京说，“DNA的指向性其实是非常强的。但是，DNA绝对不能成为孤证。所以我们这个团圆专班，除了我这组负责技术，侦查组、信息组都缺一不可。”

老朱（右三）看到团圆行动的报道，也想找自己的根。根据技术初步鉴定，王东京（左一）发现在富阳拔山村有线索，就和同事数次上门询问，终于圆满。

从今年年初开始，在报章上，不断能读到“团圆专班”的故事。

失散29年、失散26年、失散22年……终又团圆。

王东京说：“作为刑侦支队的一员，我们是毫不保留地像对待重案、要案一样，珍视每一个可能，也决不放弃任何一线希望。”

每次来刑侦支队采访，王东京的手机总会有电话打来，其中一些，是寻亲的人。

今年7月，台风“烟花”登陆前，街上行人都少了很多。

王东京接到一个外地打来的电话，希望能来刑侦支队进行DNA信息采集，王东京一面安慰他说，等台风天气过去可以在当地做，但电话里的这位陈先生（化名），坚持要来杭州，他不想家乡人知道。

陈先生，50多岁，20多年前，在他婚礼的前一天，一直生活在一起的父母亲告诉他，他并不是他们的亲生小孩。

陈先生总是想找机会弄清自己的身世，但养父总是极为抗拒着回答，他担心自己一再的追问会让养父母伤心。

20多年过去了，陈先生的养父母相继因病离世，他像每一个家庭的长子一样，送他们最后一程，让他们安心。

但另一方面，他一样也像每一个游子一样，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自己到底来自于哪儿，于是，他拨通了王东京的电话。

经过近2个月的综合研判，一周之前，王东京和他的同事终于带他回家。

他亲生父母的家，和养父母的家，其实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但这一个小时的车程，他们相隔了50多年才终于抵达。

也许是因为人生的指向永远是别离，团圆才更让人觉得无比珍贵。

在刚开始找寻时，得知陈先生的父母亲都已经去世了。当王东京把这个消息告诉陈先生时，他悲痛万分，他说，即便是父母都不在了，他也想去他们的公墓上，给父母磕头上香。

王东京一面安慰他，一面也没有放弃去帮陈先生继续寻找家人，在当地公安的协助下，王东京和他的同事找到了陈先生的堂哥。

后面了解到，陈先生2岁时，他父亲担心自己家庭成分不好，会影响他今后的前程，自作主张，托人把他送养出去。

为此，陈先生的爷爷和母亲，一直在找他，甚至，陈先生的亲生母亲无法原谅丈夫，离了婚。

因为信息不对称，在找寻初期，以为陈先生的亲生父母亲都已经过世了，实则是陈先生的亲生父亲和继母过世了，亲生母亲可能还在。

王东京和他的同事得知后，立即奔赴当地，真的找到了陈先生的亲生母亲。

80多岁的母亲，身体虚弱，原本就在病中，意识上一阵清醒，一阵昏迷，但母子连心，原本就是讲不清什么道理的。

即使是在病榻边的相认，也是热泪牵肠，禁不住放声痛哭。

王东京说：“当时，我急着要要赶往下一程去确认重要信息，确认陈先生母亲的身份后，就没有在相认现场等他，后面的这些情况，是他电话里告诉我。”

王东京平日不善言辞。团圆行动开展以来，他的手机号码被公布，主要是希望更多失踪被拐儿童和父母以及疑似被拐人员，主动到公安机关刑侦部门接受免费DNA信息采集，以及补充完善相关信息，只有信息采集得越充分，成功比对的希望才会越大。

意外的是，因为工作，他成了很多人托付的挚友。也许是寻亲的路程太不一样了，有希望就雀跃，没有音讯就会一直不甘心。

“他们找到我们警察，是把我们当成最后的希望，不论工作再忙，他们有多少问题想问，有多少话想说，我都会仔细回答，最大可能安慰。他们也都很体谅，知道我在值班时，也会主动挂掉，等我稍微空些，就再打回去。”

王东京说：“说句实在话，我们现在的自己定位就是要实干，实实在在做点事情，其他的，我们也没有去想太多，就是希望能确确实实地让他们感到我们是真心在为他们忙乎着。一个人的力量，相对来说太渺小了，团圆行动，是整个国家都为此牵挂，真的是有了依靠。”

董驰（左三）和王东京（右二），共同经历“团圆行动”的跌宕，战友情深。

侦查组董驰，是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重案中队中队长。团圆专班建立以来，董驰和王东京合作默契。“东京是绝对的技术尖兵。比如，我给他一批材料，几百个东西，我想他可能要一个星期才做完，但他会加班加点，一个晚上做好。”

董驰说：“搞技术的人，都非常仔细，但仔细和投入，那是两个意思。”

王东京，老家在淳安。1994年，淳安县的千岛湖，有24名台湾旅客乘坐“海瑞号”游船在千岛湖观光时，与6名大陆船员及2名大陆导游共32人被抢劫并于船舱内被烧死。

案件发生时，王东京刚刚读小学，他说：“即使当时年纪小，这么大的案子发生在我的家乡，也是颇为震动。当时，有一批法医队伍到我们家乡查案，就很崇敬法医这份职业。”

2004年，王东京高考填报志愿时，他写了三个学校，所有的专业都是法医。

“我是很坚定的，填报时，写了不服从专业调剂，如果不能被法医学专业录取，我是准备复读的。”

读书时的王东京

顺利考入川北医学院后，“大学前4年全部都是学医，直到大五，跟临床医生开始有所区别，当时，我们有门专业课叫法医物证学，在这门课上第一次了解到DNA，当时，心里很是惊奇，就想着发明这项技术的人怎么这么厉害！他到底是经过了多少次实验才想到的！”

2009年，王东京在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实习。

“这才发现，原来现实中的法医真不好做。记得有一起命案发生在一个比较偏远的山村里。一名中年妇女被人杀死，丢在了一个谷仓里面，等发现时已经巨人观，尸体高度腐败。我在现场，负责提取生物检材，担心会在取物证时有污染，也一并取了我自己的DNA。经过认真细致的分析比对，最终确定了犯罪嫌疑人。”王东京说。

“我正式到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工作后，了解到李佑英老师，在2002年，她就想到从指甲上提取DNA破案，真的是神来之举。但是，不论DNA再怎么直接，每个案子都有不同程度的干扰，这种技术手段只能协助办案，最终突破的方向，依然要靠侦破思维。李佑英老师确实有一个属于她自己的DNA黄金时代，办了很多经典的案子，但我们跟着她一起工作过，就会了解到，这不是凭空而来的，她每一次办案侦查，都是努力把每个不可能变为可能为止，在这之前，她绝对不会停下。”王东京说。

2019年秋天，王东京父亲因车祸离世。

“我是做法医的，也看过很多现场。但看到自己父亲这种悲痛的场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真的叫做撕心裂肺的痛。”

王东京回忆，“我父亲遇到事故的当天晚上，他还给我打了一个视频电话，说晚上要在厂里加班，下班时可能太晚了，怕影响我们休息，等下班时就不打电话了。

因为我母亲一直在杭州帮我照顾女儿，父亲本想着工作到2019年年底，他60岁了，就退休到杭州来和我们团圆。

但是，永远都等不到这一天了。

我接到村里亲戚电话，连夜回家，路上，和我们支队领导请假，当时我只是以为父亲在抢救。等我赶回家乡，才知道父亲不在了。那天夜里，我支队的领导、同事连夜赶到淳安陪我共同渡过，真的是家人一样的情义。”

王东京是家中独生子，读书勤奋，工作勤恳，一直是父母心中的骄傲。

也是因为父亲的离世，让王东京对团圆有了新的理解。

“不要做计划，人生，其实是很短暂的，对父母亲这里想到什么，都要马上努力去帮他们实现。”

王东京说：“有时候，我已经在回家路上，接到团圆专班的电话，也会马上赶回来做，看到别人有这方面的需求，我其实很想自己能帮到他。”王东京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电影《亲爱的》，但事实上，这些寻亲的父母比电影里描述得还要苦痛，受尽了想念的折磨。”

以往，王东京有些沮丧时，他会去打篮球，但后面他发现，靠打篮球，只是暂时地缓解，真正要对抗沮丧，只能靠在工作上的不断努力，才能受到真正的鼓舞。王东京说：“要努力到无能为力。真相在不断靠近的感觉，真的是很让人着迷。”

一块伤疤，一张记忆中的煎饼，一艘记忆中无法返程的船只……这些看起来毫无头绪的印记，每一个都绝对不能忽视。

仅仅这十个月以来，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已经帮助近二十个家庭团圆。

作为“团圆专班”的警察，从工作意义上说，找到了，好像这条信息就可以清空了，可以再去全力投入下一个案子。

可不论是王东京，还是董驰，还是其他警察，都会不约而同地对他们曾帮助过的家庭，有了牵挂。

1992年，5岁的男孩小力（化名）在海南省屯昌县走失，直到小力父亲离世前，还在念叨儿子。

去年年底，大数据比对的结果，指向了浙江省第二监狱的一名服刑人员。随后，王东京在比对核查中确认，这名服刑人员就是小力。

监管警察和小力谈心时，告诉小力，他的母亲和哥哥姐姐一直在找他，一时之间，他没有勇气与亲人相见，尤其悔恨自己当时因为听到人讲“你这个没妈的……”而冲动拿起刀……

直到母亲节，小力在海南的家人接到监狱的电话，小力愿意认亲。

26年之后，一家人终于见到了彼此，但却隔着监室的玻璃窗。

王东京说：“从监管警察这里了解到，小力在和亲人相认之后，比之前更积极改造自己，他期待着，有生之年，能为养父母尽孝，也能让妈妈真的可以给他一个拥抱。他有妈妈了。”

回家的路

2011年夏天，杭州拱墅区一名15岁女孩慧慧（化名）走失。

10年后，王东京发现慧慧的信息和安徽省宣城一家福利院的女孩相似后，王东京和团圆专班立即赶往200多公里以外的宣城。

尽管，慧慧患有唐氏综合症，见到父亲的一瞬间，还是亲昵地去摸摸父亲的脸庞。

这也是王东京为数不多地在相认现场。“去宣城时，他父亲一直沉默，担心比对的结果不对，等回来杭州的路上，他父亲也一直沉默，因为一直没有固定收入，担心自己不能给女儿安稳的生活。”

王东京说，他和董驰也有和他父亲一样的担心，又主动帮助慧慧父亲联系相关部门，希望能尽己所力，让他们的生活好过一点。

“确实，慧慧父亲的经济状况很不好，她父亲的一位朋友说他去找女儿是给自己的生活雪上加霜。我自己也问过自己，这种情况，对于慧慧，对于他父亲，究竟是找到好，还是找不到好。但，既然来报案，就是有找到的意愿。我依然相信，找到了，哪怕再艰难，也是一个家了。办法总比困难多。”

王东京讲起，早期在寻亲中，遇到过这样的家庭，哪怕得知自己要找的人已经不在了，也要把骨灰带回家。“怎么说呢？血浓于水。哪怕那个已经不在的人，留下了一件生前穿过的衣服，对正在找的家庭来说，都是胜过一切的慰藉。

“团圆行动”依然在继续。王东京和他所在的团圆专班，依然在路上。

后记：

法医的工作严谨，他们是一锤定音里，最必不可少的一锤。当无数的浪花涌向他，他总要分辨出哪一朵浪花，是船的航向。

王东京和我采访过的大嗓门警察很不一样。

他有一种不愿被打扰的安静。

第一次见到他，是在采访佑英姐姐（浙江省首家重点司法鉴定DNA专业实验室的创建人之一）时，请他帮忙回述一个案子，他说等我一下，然后再见到时，是厚厚的几十页的取证笔记，而这仅仅是一个案发现场。

一直以为，法医是警察里的科学家。但，他们又和我身边真的做科学的人有些不同，他们少了一些浪漫的想象因子，更多是务实钻研着的勤勤恳恳。

我写王东京始终“求是”，并不是想说他所追寻的最后，是一个非常确凿的“是”。事实上，在他每天实际面对的工作中，“不是”要远远大于“是”，不论“是”或者“不是”，其实，都是一种必须经历的探索。

有时候，只有确定了太多的“不是”，“是”的方向才会渐渐清晰。

每一次找寻，起初，也许能确定的只是一个圆点，从圆点蔓延出去，像是从嘈杂的窄巷慢慢靠近宁静的山顶，每条支线的错综交杂，都是看不见的挑战。

在这里，时间似乎是以另一种尺度计算。那些沉默的光亮，只有他的坚持，才有机会划破黑夜。

每次采访王东京，他都说自己没什么好写的，没什么轰轰烈烈的事迹。他自己不知道的是，他和他同事们埋头做事的身影，让人更相信科学，也更相信真情。

感谢团圆行动。感谢“王东京”们！

注：文中图片除受访者提供外，部分来自网络。

完

排版 ：细辛

编辑 ：胡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