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原载《大公报》2021年11月6日
撰文：团结香港基金土地及房屋研究主管 叶文祺、助理研究员 区浩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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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藏于城市阴暗角落的劏房，近来成为政策优先处理项目。作为应急手段，政府先后出台过渡性房屋、轮候公屋家庭现金津贴，以及劏房租务管制等「治标」之策，但谈及对问题的根治时，至今也只是含糊表示「2049年或之前解决」，相信基层市民听到后也只能叹息。拿不出具体手段和时间表，许是因为尚未理顺问题症结，缺乏「治本」的底气。我们认为劏房问题植根于三个社会顽疾，分别是房屋供应短缺、职住分布失衡，以及贫富悬殊严重，这些问题相互关连且复杂难解，但每一项都是当前的社会急症，当局绝不应继续拖延。

基层市民被迫住劏房，直觉上会联想到公屋供应不足，但事实上私楼供应不足的影响同样不能忽略，因目前11万劏房户中，存在不少收入超出公屋申请资格、但无法「上车」或负担市场上较大单位租金的夹心阶层。针对房屋供应不足问题，我们曾多次在研究中指出过去八年政府从未在公私营房屋供应量上达标，累计拖欠市民超过12万个单位。要补回缺口，未来五年共需要30万个单位。我们建议政府拆墙松绑，加快建屋流程，透过精简咨询，加快收地、设计及工程时间，引入「私人参建」公营房屋等措施，期望将原订于2026-2030年落成的23万个单位，部分提前供应。

同样重要的是职住分布。目前近九成劏房都位于都会区（即港岛、九龙、荃湾和葵青），生活环境狭迫，但每平方米的租金却比新界的细单位超出近四成。劏房户愿意「捱贵租」，是因为能就近工作，节省下交通时间和开支，延长工时增加收入。换句话说，只要无法提供足够就业，即使在新界大量增加房屋供应也无法吸引劏房户搬迁。然而，职住平衡已沦为口号，回顾2006年和2016年两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过去十年继续只有少于四分一市民在占全港居住人口四成的新界非都会区上班。我们建议政府建立产业政策，尽快落实「北部都会区」的现代物流、专业服务及创新科技产业规划，形成高增值产业群，拉动周边服务业的就业链。

落实「北都」规划拉动就业链

但其实，劏房问题的本质是贫穷问题，就算政府能做到大量增加基层职位和公屋供应，也无法彻底消除贫富悬殊。香港家庭的财富积累实际上由置业机会主宰，由于收入增长永远追不上楼价升幅，因此不论是劏房户还是公屋租户，他们的终极目标同样是成功置业，通过楼价升幅在社会中向上流动。

同样地少人多，新加坡有超过七成家庭以低廉价格购买了称为「组屋」的出售公营房屋，当地人安居乐业，社会长期繁荣安定，不见劏房横行的问题。因此，我们认为推动「港人组屋」政策，为大多数家庭提供一个以可负担价格购买公营房屋单位的机会，改变香港目前被租赁公屋和私楼主导的房屋市场结构，将在告别劏房、消除贫穷的长路上起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