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不仅让人人都有一支麦克疯变得越来越平凡。同时，因为商业化大数据的精准推送，也让坏麦克疯的“马太效应”越来越强，“劣币驱良币”变得越来越容易，同样值得全社会警惕。

 

作为近两年最魔幻的网络热点事件， 追踪观察时间越长，越觉得不寒而栗、不可思议。

 

我们常说28是一面镜子，折射人心人性癫狂善恶。除了当事人的狭隘、自私、愚昧、冷酷与贪婪外，一些不怀好意、目的不明的网红大V借题发挥、煽风点火更是功高至伟。

 

 

 

 

如果将观察视角拉更长、推更广一点，香港黑暴、新冠疫情、“成都中学生坠楼”等无数网络热点事件，我们都可看到各类公知、网红、大V忙碌的身影。

 

几个月前，所谓日本外务省资助“吹日”公知，以及美国有关机构招募“懂中文的特殊人才”等信息的披露也是意味深长。

 

 

 

 

那么，这些“端国家碗，砸国家锅”的不忠不义之人，搞搞阵的责任是否就应算到网络商业平台头上呢？

 

显然，结论不能那么简单粗暴。

 

根据唯物主义辩证法原理：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商业化分发推送当然有其变现压力、唯利是图的原罪和先天不足。但，每个网络大v、自媒体使用者的个人道德修养、思想品格、三观曲直才是根本的、第一位原因。

 

互联网是一种技术，社交媒体是一个平台。

我们当然不能因此简单指责商业网络。相反，在当今大国竞争及国家安全出现新情况的大背景下，更应该大力扶持、发展自己的华文国际网络社交平台，不能让facebook、 youtube 、Twitter等专美于前、垄断国际舆论。

 

问题是：我们应该怎么管理、利用社交平台，防微杜渐、未雨绸缪？

 

有网友认为，我们的社会应该建立、强化这样一种观念：

 

每个人都应该学会为自己或他人的每句话量化法律责任。

 

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越来快、越来越频繁，“蝴蝶效应”和“破窗效应”增强，人们彼此间的相互影响越来越大，一些报复社会型人从事非法活动也得以有了极大空间。

 

中国人多，而且不是一般的多。任何一个次生社会族群，哪怕再生僻、再小众，以比率换算成人口绝对数量都是一个庞大的量级。

 

换句话说，任何偏激的价值观念，理论上，在国内总有相当的同胞拥趸。

 

一个最无语、让人愤怒的例子就是“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老逝世，竟然也有无知者攻击诋毁。再往前，南京大屠杀、加勒万河谷保家卫国英雄还是有脑残者攻击。

 

 

 

 

从社会心理学来说，作为管理者，这些极度反人性的网络心理现象，不应仅仅把他们看做是个别人偶然、或者是炒作而忽视；更不能讳疾忌医，认为是自揭伤疤而忽略。

 

一直以来，我国的法律在有关人身伤害的刑事诉讼方面，多取决于直接的肉体健康、生命安全，极少关注精神方面的损害及潜在的反社会恶性。

 

比如网络热议的#错换人生28年# 中，相当部分网友讨论起来就是喊打喊杀，极端思想极其严重。

 

但刑法及司法部门对此无能为力，因为他们没有造成实际伤害。

 

至于这些动辄喊打喊杀、灭了你的极端思想对不同人群的影响则见仁见智。

 

一些博主为了流量增粉，往往炒作不择手段。那么，今后是否可以根据网红大V们的粉丝数量额外量罪加刑呢？

 

 

 

 

再比如：平台在适当照顾商业利益的同时，对网络中争议对立双方明显的谣言、捏造、污蔑毁谤等言论进行明显标注，而不是一删了事。

 

这样的好处就是：一警告造谣者，你会触法；其次就是让更多的人发现这些谣言的可笑不靠谱。

 

又比如：错换事件中，有人曾造谣杜新枝郭希宽离婚、死亡、杜新枝四套房、姚策去世是假、杜新枝删除了“三千字长文”等等。这些极容易澄清的谣言，就要用显著标识的方法，不要删除。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谣言的愚蠢和阴坏。

 

 

 

 

同时，在受害人维权取证时，也更容易。

 

总之，国家繁荣稳定来之不易，不能再随意折腾，所有国民都有义务珍惜和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