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回人对元代社会经济发展也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他们通过屯田、移边，在边疆与内地开垦出大量的良田沃土，成为元代农业生产的有力开拓者。回回人精通技艺，手工技术发达，元代因而出现了许多具有民族特色的手工行业。而回回商人的足迹遍及国内外，他们积极参加各种商业贸易活动，对元代各地间的经济联系起到了促进作用。
早在成吉思汗时，就曾命镇海在按台山（阿尔泰山）东麓的阿鲁欢组织俘获人口及西域签军进行屯田。当时这一地区“从事此种工农业生产的多是汉人及回回人”①。而文献也证实，时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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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韩儒林：《〈元史纲要〉结语》，载《元史论丛》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
1982。
肖故城附近就有“回纥（回回）决渠灌麦”①。
元朝统一全国后，为了“寓兵于农”，“以省粮饷”，大力兴置屯田。回回人作为电田队伍中的有力开拓者，为元初农业生产的恢复、兵饷粮运的解决及边疆地区的开发做出了重大成绩。至元十三年（1276年），世祖“诏边境无事，令本军耕以食”。不久，元军“内而各卫，外而各行省皆立屯田，以资军饷”。“由是而天下无不可屯之兵，无不可耕之地矣。”②大批的回回军士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也在朝廷的统一组织管理下，致力于治理荒芜，开垦贫瘠的屯垦工作，并成为元代各级、各类屯田队伍中的重要开拓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回回军士逐渐“随地入社，与编民等”，脱离军籍，成为普通农民，他们因而也成为中华大地上最早以农业为生的回回人。至今在西北、西南和中原一些元代回回人屯垦区内，仍保留有“回回营”、“回回村”、“回回寨”、“回回凹”及“纳家屯”、“拉家屯”等名称，由此不难看出回回军士当年屯垦的历史痕迹。
元代回回军士的屯田，在当时即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参加屯田的回回军士且屯且战，且屯且守，靠屯田以供军需，这不仅使内地荒闲之地变为良田，扩大了耕地面积，发展了农业生产，保证了军队的粮饷，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国家负担和百姓运粮的劳役之苦。世祖时，任上都留守的回回人木八刺沙，因率西域军士屯田有成，成宗时获授中书平章政事之职。
除回回军士外，元代其他回回人也积极参与了朝廷组织进行的大规模的屯垦活动。史称“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以忽撒马丁为管领甘肃、陕西等处屯田等户达鲁花赤，督幹端、可失合儿工匠千五十户屯田”③。忽撒马丁为回回人，他在甘肃、陕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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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许有壬：《主塘小稿》卷十，《元故右丞相怯烈公神道碑铭》。
②《元史》卷一○○，《兵志》。
③《元史》卷十五，《世祖本纪》。
地负责屯田，其下属屯户中必有不少回回人。至治二年（1322年），英宗诏“免回回人户屯成河西者银税”①。说明元代在河西走廊有不少回回屯户。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朝廷有“给腾竭儿②回回三千户田、牛、种”的诏令。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朝廷又“以甘肃旷土赐回回昔宝赤合散等俾耕种之”③。显然，在元代西北的垦荒耕种者中，回回人占有一定的比例。
西域地区自古以来物产丰富，传统手工艺发达。早在蒙古国时期，蒙古人就与西域地区有着紧密的商业联系，西域大量的物品乃也成为蒙古贵族需求的对象。成吉思汗西征后，蒙古人将西域地区许多物品输入中土，并掳掠大量所需工匠东来，为其服务，从而使一些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西域手工技艺传入中国。曾出使蒙古国的南宋使臣徐霆，在其为彭大雅所撰《黑鞑事略》疏证中就讲道：
鞑人始初草昧，百工之事，无一而有，其国除孳畜外，更何所出？其人椎朴，安有所能。……箭镞则以骨，无从得铁。后来灭回回，始有物产，始有工匠，始有器械。盖回回百工技艺极精，攻城之具尤精。②
东来的回回工匠基本服务于元朝设置的各类手工业部门。他们多数集中于工部诸色人匠总管府所属的镔铁局，诸司局人匠总管府属下的上都、大都毡局，宣徽院所属的砂糖局，徽政院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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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元史》卷二十八《英宗本纪》。
②腾竭儿，即胜纳合儿，或特纳格尔，为今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阜康县。
③蒜少堂：《甘宁青史略》卷十三，兰州，兰州古籍书店本。④徐遥：《黑鞑事略·疏证》第13页，《丛书集成初编》本：
的弘州、荨麻林纳石失局以及工部直属的撒答刺欺提举司、别失八里局、弘州人匠提举司、纳石失毛段二局、兴和路荨麻林人匠提举司等部门中，主要从事纺织品的织造，阿刺吉酒、舍儿别、葡萄酒的酿造以及砂糖、镔铁器具的制作。此外，他们还多以庐帐匠、建筑匠、金银匠、玉匠、皮匠、染匠等服务于元朝茶迭儿局总管府、织染局、牛皮局、金银器盒局、大都、上都软皮局等
相关部门。
从元代回回工匠所在手工部门来看，他们基本可分为三大
类：其一为军匠，主要生产各种战争器械及军士所需用品。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元廷设置的回回炮手军匠上万户府和工部诸色人匠总管府下属的镔铁局，即为西域军匠专门生产回回炮、回回环刀及其他枪、剑器的机构。其二指专门为皇室及王公贵族制造衣、食等所需生活用品和奢侈品的工匠。他们多在荨麻林纳石失局、纳石失毛段二局、撒答刺欺提举司、砂糖局、尚饮局、尚酝局等部门职役。其三为从事杂役的工匠。他们中包括庐帐匠、建筑匠、皮匠、毡匠等，主要服务于诸色人匠总管府、茶迭儿局人匠总管府等部门。元廷往往在西域工匠集中的官营手工机构中，安置回回官吏，以便于管领。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元廷以札马刺丁为撒答刺欺提举司提举①。而回回人乌马儿曾任扬州织染提举司提举，别鲁沙则曾专职管理织匠户，木八刺亦为管理纳石失户的首领②。回回人忽辛则曾任杭州诸色人匠兼领官①，亦黑迭儿丁官至茶迭儿局人匠总管府达鲁花赤，后升为工部尚书，主持大都城的建设。其子马哈马沙也长期主持元朝工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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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史》卷八十五，《百官志》。
钱大听：《元史氏族表》，84、86页，上海，上海开明书店，1936.
吴廷燮：《元行省平意政丰年表），37页，上海，上海开明书店，1936。
蒙古兴起初，由于其生产力落后，财富观念唯限畜牧，加之其本身不懂贸易之事，故对进入漠北的商旅，倍加重视。蒙古早期立国的基本精神乃也多表现为重商主义。而伊斯兰教对商业活动的肯定、支持与鼓励，使西域穆斯林不失时机地频繁流动于东西方之间。早期进入蒙古高原的西域人，就多为具有浓厚商业色彩的回回人。蒙古贵族在创业初期对回回商人具有较大的依赖性，他们一方面通过西域商人大量换取其所需物品，另一方面也给这些进入漠北的回回商人以较好的回报，使他们能够获得一定的收益，遂引得回回商人大量趋利而来。
蒙古西征后，更多的回回商人利用日益开放的东西方陆海道，接踵而来。他们在中土“多方贾贩”，其足迹遍及元朝全境。元人许有壬云：“我元始征西北诸国，而西域最先内附，故其国人柄用尤多，大贾擅水陆利，天下名城区邑，必居其津要，专其膏腴。”①据中统四年（1263年）统计，当时中都（后改称大都）就有回回户达2953户，而他们中“多系富商大贾，势要兼并之家，兴贩营运百色。”②这些回回商人利用他们已经取得的政治、经济优势，基本垄断了元朝的商业活动。正如《续资治通鉴》言：“回回商人持玺书，佩虎符，乘驿马，名求珍异，既而以一豹上献，复邀回赐，似此甚众。”③
元朝建立后，蒙古统治者为了扭转连年战乱造成的国内经济困难，非常重视商业经济的发展，他们把金、银、铜、铁、盐、茶、水银、矾、锡、酒、醋等收归为官营，由朝廷专卖，因其不善理财，就不得不将经营权转买给商人，由商人经营，朝廷抽
蒙古兴起初，由于其生产力落后，财富观念唯限畜牧，加之其本身不懂贸易之事，故对进入漠北的商旅，倍加重视。蒙古早期立国的基本精神乃也多表现为重商主义。而伊斯兰教对商业活动的肯定、支持与鼓励，使西域穆斯林不失时机地频繁流动于东西方之间。早期进入蒙古高原的西域人，就多为具有浓厚商业色彩的回回人。蒙古贵族在创业初期对回回商人具有较大的依赖性，他们一方面通过西域商人大量换取其所需物品，另一方面也给这些进入漠北的回回商人以较好的回报，使他们能够获得一定的收益，遂引得回回商人大量趋利而来。
蒙古西征后，更多的回回商人利用日益开放的东西方陆海道，接踵而来。他们在中土“多方贾贩”，其足迹遍及元朝全境。元人许有壬云：“我元始征西北诸国，而西域最先内附，故其国人柄用尤多，大贾擅水陆利，天下名城区邑，必居其津要，专其膏腴。”①据中统四年（1263年）统计，当时中都（后改称大都）就有回回户达2953户，而他们中“多系富商大贾，势要兼并之家，兴贩营运百色。”②这些回回商人利用他们已经取得的政治、经济优势，基本垄断了元朝的商业活动。正如《续资治通鉴》言：“回回商人持玺书，佩虎符，乘驿马，名求珍异，既而以一豹上献，复邀回赐，似此甚众。”③
元朝建立后，蒙古统治者为了扭转连年战乱造成的国内经济困难，非常重视商业经济的发展，他们把金、银、铜、铁、盐、茶、水银、矾、锡、酒、醋等收归为官营，由朝廷专卖，因其不善理财，就不得不将经营权转买给商人，由商人经营，朝廷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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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许有壬：《至正集》卷五十三，《西域使者哈只哈心碑》。
②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八十三，《乌台笔补序》。
③《续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元纪》。
利。因此，许多回回商人乃与官府合伙经营上述行业。大德元年（1297年），“阿里以钞八万锭籴粮和林。”①有些西域商人甚至独自买断经营粮食、盐、牲口等物品的权利。文宗时，权臣倒刺沙向姻亲长芦盐运司判官亦刺马丹借贷钞四万锭，“买盐营利于京师”。
大蒙古国及元朝时期西域商人的活动范围和经营内容非常广泛。他们把国外进口的商品贩运至大都、上都等全国各城镇；把南方的粮食输往大都、上都及北方缺粮地区；又不断把中原的物资运销至漠北、西域等遥远的地区，繁荣了东西方社会经济，促进了地区间的物资交流。而且由回回商人主要负责开展的国际贸易，也给元朝商业的繁荣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第四节元朝回回人的文化活动
元朝统治者从特定的民族政策出发，非常重视西域诸民族文化的发展，故文化的多样性遂成为元朝区别于以往朝代的重要特点之一。就语言文字来讲，元朝官方通用汉文、蒙古文和回回文三种文字，朝廷除置有汉国子监、蒙古国子监外，还为东来的西域人专门设立回回国子监，以进行亦思替非文和回回语言文字的教授。
1.便于关防取会数目的亦思替非文
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忽必烈批准尚书省奏议，设立回回国子学，由翰林学士益福的哈鲁丁负责教授亦思替非文。到延祐元年（1314年），由于实际需要，进而扩大其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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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元史》卷十九，《成宗本纪》。
改为回回国子监，设监官“笃意领教”。有关回回国子学主要教习之“亦思替非”文，元《通制条格》这样记道：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正月初八日，总制院使桑哥、帖木儿左丞等奏：前者麦木[术]丁说有来，“亦思替非文书学的人少有。这里一两个人好生理会得有，我则少些会得。咱每后底，这文书莫不则那般断绝了去也么？教学呵，怎生？”①
世祖诏准麦术丁的奏请，并令他负责这项工作。两年以后，即
至元二十六年夏五月，尚书省臣言：“亦思替非文字宜施于用。今翰林院益福的哈鲁丁能通其字学，乞授以学士之职。凡公卿大夫与夫富民之子，皆依汉人入学之制，日肆习之。”帝可其奏。是岁八月，始置回回国子学。至仁宗延祐元年四月，复置回回国子监，设监官。以其文字便于关防取会数目，令依旧制，笃意领教。②
不难看出，元廷对学习亦思替非文高度重视，朝廷还予以建制，配以学官、助教，供给饮膳，乃引得公卿大夫、平民子弟纷纷人内学习。
从《元史》“以其文字便于关防取会数目”的记载及相关研究分析，亦思替非文字应是当时一些回回人使用的专事财产税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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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通制条格》卷五，《亦思替非文书》，黄时鑑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6。
②《元史》卷八十一，《选举志》。
核算与管理的一种特殊文字。如此看来，元代回回国子监亦思替非文的教授，应类似于现代财经学院相关课程的教授。
2.回回文的教授
回回国子学除教授亦思替非文书外，尚开设有回回语言文字学等课程，为朝廷培养专业书写、翻译人才。据《元史》载，“凡百司庶府所设（回回）译史，皆从本学取以充焉。”①大蒙古国及元朝时代，大量回回人的入华，在元代形成一种特殊的社会力量，他们在元代政治舞台上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而，回回文“也就与蒙古文、汉文并列，成为元朝官方使用的文字”②。回回文到底为何种文字，因史无详载，众说纷纭。据元人王恽记载，回回字，又称“普速蛮（元代波斯语穆斯林的汉语音译）字”。③学者们多依此记载，并据出土实物（元朝牌符）认为回回字属波斯文字。
按元廷规定：“诸内外百司有兼设蒙古、回回译史者，每遇行移及勘合文字，标译关防，仍兼用之。”④看来，“元代官方之所以通行回回文，一是便于元朝境内回回官员阅读相关文书。二是用于元代与西域之间的联系，特别是与伊利汗国之间频繁的文书往来。日本佐口透先生以为：“蒙古帝国盛行使用波斯语（被称为回回语），特别是在元朝的政治与文化方面，波斯语扮演着国际语的角色。”⑤
回回国子监作为专门培养回回财经和语言文字专业人才的官学，为元朝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当时著名的西域学者，如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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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元史》卷八十一，《选举志》。
②韩儒林：《《元史纲要）结语》，载《元史论丛》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
1982。
③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八十，《中堂事记》。
④《元史》卷一○二，《刑法志》。
⑤[日]佐口透：《軚靼的和平》，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9卷，467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
皋、沐仲易、丁野夫、玉元鼎等，都曾为回回国子监监生。许多翰林院、秘书监的回回文士，中央及地方官府中的回回令史、回回译史、回回书写、回回掾史，也都是回回国子监培养的。他们在各自的部门中，为元朝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1.应试科举的回回人
元朝科举制实行较晚。世祖至元初，曾欲仿前代而行科举，但未能实行。直至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方正式实行以科举取士的制度。按元制，蒙古、色目人享有一系列科举优惠待遇，这就为回回人中举、入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在某种意义上也激发了许多回回人积极投身于汉文化的学习。这时的考试命题主要出自朱熹的《四书集注》以及其他经史。考生答题则要求以程朱理学为依据，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回回人接受儒家思想教育。而色目人与其他民族同等的录取比例，又使元代产生了一大批回回进士、举人，从而客观上推动了回回汉文化教育的发展。
元人马祖常《石田集》曰：“延祐初，诏举进士三百人，会试春官五十人，或朔方、于阗、大食、康居诸土之士，咸素书素笔，联裳造庭而待于有司，于是可谓盛矣。”①
仅据现存的《元统元年进士录》②记载，在元统元年（133年）录取的100名进士中（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各25名），回回和哈刺鲁人就占了12名之多。
在元代回回人中还产生了许多一门数进士的家庭，如沙班、善材、善庆父子三人均前后荣登进士榜；而穆鲁丁、海鲁丁、、我独步丁“兄弟三人，皆进士。”③这在当时汉人中亦属稀有，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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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祖常：《石田集》卷九，《送李公敏之官序》。
②见《元代史料丛刊・庙学典礼》，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③《元史》卷一九六，《获独步丁传》。
此也奇矣。如此众多的回回人进入士林之列，说明元代回回人已广泛接受汉文化教育，其汉学修养亦达到很高的水平。
2.倡导儒学教育的回回人
回回进士、举人的涌现，使元代回回人中通经重道、尊崇儒学的风气兴盛起来。于是，出现了许多积极办学，弘扬儒学，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回回政治家和学者。除赛典赤·赡思丁家族在云南大力兴教，致使当地“元世学校之盛，远被遐荒，亦自昔所未有”①外，官任福建行省平章政事的赛典赤·乌马儿，则先后在泉州、兴化两处兴建学校，并设置学田。回回人伯笃鲁丁任职浙东时，曾修复永嘉石门洞书院，他鼓励诸生“学贵自得”，“有学有政，需用于时”。又据《嘉靖淳安县志·学校》记载，至大二年（1309年），回回人爱祖丁任县达鲁花赤时，乃扩大原石峡书院，并以“平江田二百一十亩为赡，远莫时致，爱祖丁复率田九十二亩，立养贤仓贮，以膳来学之士”。
私人办学在元代已较普遍，而回回人在兴办私学、传播儒学方面同样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回回人伯颜，家设私塾，从学者甚众。至正四年（1344年），伯颜被授为翰林待制，编修《金史》。书成后，因病归里，从学者随之涌来。其“所居有小斋曰‘友古’，学者云集，村落寄寓皆满。其后来者日众，则各为小房环所居，百有余间，檐角相触，骈集如市。”②此外，元代回回人中也多有任地方“儒学教授”之职者，如买间，字兼善，曾先后任尹和靖书院山长、嘉兴路儒学教授；哲马鲁丁，字师鲁，泰定三年为镇江路儒学教授。这些回回儒士长期研习儒学经典，广招各族子弟，以深厚的汉学造诣，为元代儒学教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元代回回人以极大的热情接受汉文化教育，兴学倡教，蔚然成风。不少人延拜名师，创办书院，投身科举，大兴汉学，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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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元史纪事本末》卷八，《科举学校之制》。
②《正德大名府志·文类》卷十，《伯颜宗道传》。
在元代多民族教育事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可以说，大量回回人投身汉学教育，促进了回回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使之最终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新的成员。
三、回回诗词作家
元代回回人在汉文学中的成就是显而易见的。他们以其特有的自信，积极参与到汉文学创作中，涌现出众多雄踞文坛的诗文大家，其作品显示出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为汉文学增色不少。
元代初期，回回人在汉文学创作中的代表人物，当推泉州市舶使蒲寿庚之兄蒲寿晟。寿晟以善诗而闻名，其诗冲淡闲远，不失雅音。他曾任知州，为官清廉。梅州卸任后，蒲寿晟辞官隐居泉州法石山，著有《心泉学诗稿》6卷，录其诗作近300首，后收入《永乐大典》。另有《心泉诗余》1卷，辑入《疆村丛书》等著作中。蒲寿晟为宋大食蕃商后裔，但精于中国文史，其诗用典确切、自如，不管五言、七言、古诗、律诗，还是绝句、赋词，都能驾轻就熟，尤其擅长五言古诗和律诗。《四库全书》提要论其诗作“颇有冲澹间远之致”。《寒山暮景》、《悠然见南山》两诗颇能代表蒲寿的创作风格。
元代回回诗人中，最具影响者为萨都刺。萨都刺，字天锡，号直斋，本答失蛮氏。泰定四年（1327年）进士，先后任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录事司达鲁花赤、闽海宪司知事、燕南宪司经历等，颇多善政。萨都刺“诗诸体俱备，磊落激昂，不猎前人一字”。①诗风清丽俏逸，也不乏豪迈奔放之作。著有《雁门集》8卷，收诗808首，另有《西湖十景词》一集。萨都刺的边塞诗，景色描写颇能动人。《上京即事》两首，以婉丽之笔将蒙古礼俗和塞外风光描写得细致入微。萨都刺的词作成就更高，《满江红·金陵怀古》是其咏史怀古的艺术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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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四，《文学篇》。
六代繁华，春去也，更无消息。空怅望，山川形胜，已非畴昔。王谢堂前双燕子，乌衣巷口曾相识。听夜深寂寞打空城，春潮急。思往事，愁如织。怀古国，空陈迹。但荒烟衰草，乱鸦斜日。玉树歌残秋露冷，胭脂井坏寒螿泣。到如今只有蒋山青，秦淮碧。
迺贤是元代出类拔萃的诗人，字易之，哈刺鲁人，又称马易之。曾任翰林编修官，一生大部分时间于四方漫游和在家闲居，足迹遍及全国大部地区，这为其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素材。他一生空有抱负，因而诗中常不乏疾愤流俗、讽喻现实之作。迺贤在当时就已颇负盛名，为诗坛“江南三绝”之一。诗卷《金台集》问世时，文坛名流虞集、揭徯斯等皆为其作序，颇为推重。迺贤诗作清润流丽，不喜雕琢，其题材内容和思想境界，深受杜甫影响，顾嗣立《元诗选》收入其作品145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道：“其名少亚萨都刺，核其所作，视萨都刺无不及也”。
元代诗坛回回诗人尚有买间、哲马鲁丁、别里沙、几机沙、伯笃鲁丁、掌机沙、高克恭、吉雅谟丁和爱理沙等。其中别里沙之诗“有唐人之风”，而几机沙“其诗风流俊爽”①，高克恭诗则“神朝韵胜”、“自有一种奇秀之气”②。
四、回回散曲家
散曲是元代文学的主要形式，多吸收民间乐曲的营养，形式简单，坦率真挚，清新活泼，不求典雅，为一般大众所钟爱。故这时许多精通中土语文、深谙汉文化的回回人，乃多参与到散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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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元诗纪事》卷十。
②柳贯：《待制文集》卷十八。
作品的创作中，成为元代优秀的散曲家。
在元代散曲家中，回回人马九皋之名颇为响亮。马九皋历任典瑞院佥院、池州路总管、衢州路达鲁花赤等，居官20余年。他为官宽缓，颇有政声。晚年隐居杭州西湖皋亭山一带，徜徉于山水间，沉迷在诗酒中。马九皋的主要文学成就在其散曲作品，元《阳春白雪》和《朝野新声太平乐府》共收其小令65首，明《词林摘艳》和《雍熙乐府》又录其套数二曲以及一些残句，所传作品数量在元代散曲家中列第八。马九皋的散曲清高俊逸，不
同凡响，既不轻浮放肆，又无典雅拘谨，而以豪健著称，论者多列为豪放一格。《塞鸿秋》一曲，即为此类杰作：
功名万里忙入燕，斯文一脉微如线，光阴寸隙流如电，风霜两鬓白如链。尽道边休官，林下何曾见，至今寂寞彭泽县。
阿里耀卿也是元代著名的回回散曲家，略称里耀卿，又作李邀请。《朝野新声太平乐府》录存其散曲《醉太平》一首。
里耀卿之子阿里西瑛，原名木八刺，字西瑛，受其父影响，亦以散曲名著于世。曾定居吴城（今苏州）东北隅，取居名日“懒云窝”。现存阿里西瑛小令5首，其中《朝野新声太平乐府录1首，《阳春白雪》和《词林摘艳》各收2首。他曾以居所“懒云窝”作《殿前欢》小令。当时散曲名家贯云石、乔吉、卫立中、吴西逸就此小令与之有和曲，可见此曲在元代散曲中颇具影响。
与元名士赵孟頫、吴澄有深交的著名回回散曲家玉元鼎，本名阿鲁丁，字元鼎，家居金陵，入国子学，为翰林学士。玉元鼎身为翰林学士，但生活不受约束，故而好作散曲，作品极佳，颜有名气。现传存有《桃花马》、《闺怨》、《寒食》等小令7首，套曲《河西后庭花》等2套。玉元鼎的散曲多为抒情小品，主要采用融情于景、含藏不露的手法，且文词多清丽优美。
散曲家大食惟寅，由姓氏“大食”，即知其为来自阿拉伯的回回人。其生平事迹史无记载，唯天一阁明抄本《小山乐府》中收其《奉寄小山先辈》小令一首。
回回国子监生出身的沐仲易，亦称木仲毅，或穆仲义。读书敏捷，工于诗，精于书，尤以善作散曲而著名。《录鬼簿续编》称其“乐府隐语，皆能穷其妙，一时士大夫交口称叹”。明人陈所闻《北宫词纪》及近人任讷《散曲概论》等曲论著作中，均载有沐仲易及其曲名。因其“貌伟隽”，鼻大须多，故“有自赋《大鼻子哨遍》，又有《破布衫》、《耍孩儿》盛行于世”。
此外，回回国子监生丁野夫，所作“套数小令极多，隐语亦佳，驰名寰海”。琐非复初，则为陈垣先生《元西域人华化考》所列四位西域著名散曲家之一。世称“乐府知音状元”的吉诚甫，亦为元代颇负盛名的西域散曲家。
五、回回文史学家
元代回回人于文史学中之成就，早已为前人所关注。清人王士祯云：“元代文章极盛，色目人著作者尤多。”①其中著名者，当属察罕、赡思和迺贤等人。
察罕为元代著名的回回政治家、文史学家。察罕一生博学强记，通诸国文字。仁宗即位，拜中书参知政事，进平章。为官清廉，晚年居德安白云山别墅，因以白云为号。仁宗曾与察罕论历史、科举及治国之道，察罕对答如流，且多有见的，仁宗叹息良久日：“察罕博学如此邪！”乃赐姓白氏。
察罕的博学，不只限于其对文史知识的熟悉，其译作及著述亦颇足称道。据《元史》载：“尝译《贞观政要》以献，帝大悦，诏缮写遍赐左右。且诏译《帝范》。又命译《脱必赤颜》，名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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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士被：《居易录》卷二。
《圣武开天纪》，及《历代帝王纪年纂要》、《太宗平金始末》等书，俱付史馆。”①这些译著除《帝范》被列为经部外，其他都属史部著作。而且《贞观政要》和《帝范》是由汉文译成蒙古文；《圣武开天纪》是由蒙文译成汉文；《历代帝王纪年纂要》和《太宗平金始末》则是他的汉文著作。这表明察罕于蒙古文、汉文都有很深的造诣。明人黄谏赞《历代帝王纪年纂要》曰：“一开卷而古今成败、国家兴衰、运祚长短，皆瞭然可见，真若茫茫万里沙漠烟海中，而举目于日月星辰以得指归也。”
察罕曾为安南人黎嵌所撰《安南志略》作序，辞虽简略，但要言不烦，颇中肯，足见其文采。陈垣先生评道：其“辞旨典雅，足窥察罕文品一斑”，乃称之为“西域之中国文家”②。
赡思（1277-1351年），*字得之，其先大食国人。历官应奉翰林文字、山西行台监察御史、佥浙西肃政廉访司事、江东廉访副使、秘书少监等职，是元代后期一位博学能文的政治家、文史家，为官清正，著述丰富。有《五经思问》、《四书阙疑》、《老庄精诣》、《奇偶阴阳消息图》、《金哀宗纪》、《正大诸臣列传》、《镇阳风土纪》、《续东阳志》、《西域异人传》、《西国图经》、《审听要诀》、《河防通议》等著作。其中《五经思问》和《四书阙疑》是关于儒家经学的著述。《金哀宗纪》和《正大诸臣列传》则是记载金代末年的历史著作。《西域异人传》和《西国图经》是关于西域史地类的书籍。《河防通议》为宋、金两种详略不同、门类不一《河防通议》的合编本。赡思一生“博极群籍”，著述颇丰，其论著旁及历史、地理、经学、水利、数学等诸多学科。陈垣先生后在《常山贞石志》中发现赡思文5篇，其中论儒教、伊斯兰教者各1篇，论佛教者3篇。陈先生因此以为，“赡思诚九流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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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元史》卷一三七，《察罕传》。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四，《文学篇》。
无所不通者也，真可谓异人矣。”D
元代回回文史家还有迺贤其人，他曾两度游历南北各地，出浙渡淮，溯大河而济，历齐、鲁、陈、蔡、晋、魏、赵之墟，品古山川、城郭、丘陵、宫室、王霸人物、衣冠、文献、陈迹、故事暨近代金、宋战争疆场变更者；或得图经地志，或闻诸故老旧家，流风遗俗，一皆考订。”②乃著成颇为详赅的游记文集《河期访古记》16卷，流传于世。六、回回书画艺术家
在元代艺术史上，回回艺术家高克恭等以成就显著、影响广泛而占有突出的地位。
高克恭（1248-1310年），是元代最具影响的画家之一，字彦敬，号房山，幼承家教，勤于攻读。历官至刑部尚书、大名路总管。为官一生，清廉执法，克己奉公，“吏戢而民舒”。元代山水画大盛，而其成为当时画坛一代盟主。高克恭多次到江南任职，遍游江南秀丽景色，长期徜徉于湖光山色间，又与当地文人名土交往甚密，这对他的艺术创作，起了非常有益的作用，因而在其挥毫之际常富有天趣。高克恭专擅山水，兼工墨竹，花卉草木间或为之。其《墨竹君图》为后世鉴赏家所称绝，“墨气淋漓如生”，领画坛一代风骚，对后世画家产生极大的影响。
高克恭的山水画留传至今者寥若晨星，其中《云横秀岭图》和《春山晴雨图》乃成为脍炙人口的艺苑珍品。元画家李行为《云横秀岭图》题跋：“此轴树老石苍，明丽洒落，古人所谓有笔有墨者，使人心降气下，绝无可议者，其当宝之。”③元以来画坛名土对高克恭其人其画推崇之至，评价极高。王冕即称：“国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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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二，《儒学篇》；卷四，《文学篇》。
②通贤：《河朔访古记》，见《四库全书》史部十一，地理类九。
②刘仁本：《羽庭集》卷二。
画手不可数，神妙独数高尚书。”①张宪则赞道：“高侯画山谁与匹，名重当今数第一。”②而明初张羽亦有诗云：“近代丹青谁第一，南有魏公北有高。”③魏公，即赵孟頫。
元代回回名士擅长丹青、书法，且颇有成就者甚众。如萨都刺、丁野夫、沐仲易、赛景初、迺贤、马九皋和赡思等，他们或擅绘画，或工书法，或二者兼备。陈垣称赡思所书《哈珊神道碑》“体势波磔，用力极深”。迺贤书法受王羲之影响，结构严密，笔力劲挺，格调娟秀。其作品《南城咏古诗帖》也被收入《三希堂法帖》。丁野夫擅“丹青小景”，夏文彦《图绘宝鉴》评其“画山水人物，学马远、夏珪，笔法颇类。”④萨都刺亦善书画，史载其“楷书特工”⑤。而其画作《严陵钓台画》和《梅雀》二幅，是元代绘画艺术的珍品。萨都刺因而被称为“虎卧龙跳之才”。
七、回回乐人与回回音乐
蒙古人灭阿拔斯王朝后，阿拉伯音乐艺术受到蒙古贵族的偏爱。他们征调大量回回艺人东来，专门立署于宫廷，为其服务，使得伊斯兰地区的诸多乐器和乐曲传入中国，从而大大丰富了元人的社会文化生活，并对元朝音乐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1.元代传入的回回乐器
元朝建立后，随着宫廷宴乐的需要，乃引进了不少西域音乐元素。仅就乐器来说，《元史·礼乐志》所载“宴乐之器”中宫廷使用的22种乐器内，至少有两种可以肯定是由西域回回人首次传入中土的，它们即为火不思和兴隆笙。
火不思，又称作胡不四、和必斯、胡博词等，是当时阿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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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冕：《竹斋诗集》卷二。
②张宪：《玉笥集》卷六。
③《静庵集》卷三。
④夏文彦：《图绘宝鉴》卷五。
吴升：《大观录》卷十。
⑤
显然，这是一种不见于前代庙堂之乐的新的大型乐器。根据史籍所述兴隆笙的构造和演奏方法，它应属于早期的管风琴。
元代来自伊斯兰地区的乐器，尚有七十二弦琵琶。《元史》曾记述郭宝玉之孙郭侃随蒙古军破巴格达时“得七十二弦琵琶”。七十二弦琵琶是阿拉伯乐师在传统乐器的基础上发明的一种拨奏乐器。它在一边直角的类梯形共鸣箱上并张着金属弦，另一边则设有金属制的系弦轴，以3根弦调一个音，全部为二十四
总之，元朝时期伊斯兰地区乐器的传入，大大丰富了中国乐
个音，共72根弦。
器的种类。
2.元代的回回乐人与回回乐曲
元朝在宋、金雅乐遗制的影响下，逐渐建立起了一套独具特色、雅俗兼具的礼乐系统。为此，他们将北方金朝、西夏，南方宋朝以及西域的大批宫廷乐器和乐工舞伎调遣于大都，专设教坊司、仪凤司以统之，从而确立了元代包容多民族传统乐舞成分的宫廷宴乐。
元代宫廷西域乐舞的演奏，主要由回回乐人负责。元朝礼部仪凤司专“掌汉人、回回、河西三色细乐。每色各三队，凡三百二十四人”。也就是说，礼部仪凤司辖属有汉人、回回、河西乐人各108人。为了加强对这些乐人的管理，元廷又在仪凤司下设有“安和署”和“云和署，掌乐工调音律及部籍更番之事”；“天乐署……管领河西乐人”；“常和署……管领回回乐人”②。宫廷宴乐是供最高统治者娱乐欣赏并兼具礼仪性的活动，它往往代表了当时音乐艺术的最高水平。由专管回回乐人之常和署的设置，可知元朝宫廷回回乐人在会典宴乐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在大量回回乐人东来的同时，一些优美的西域乐曲也随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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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元史》卷一四九，《郭宝玉传》。
②《元史》卷八十五，《百官志》。
人中国。据元末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记载：“达达乐器，如筝、秦琵琶、胡琴、浑不似之类，所弹之曲，与汉人曲调不同。”主要由大曲、小曲和回回曲之分，其中回回曲有《伉里》、《马黑某当当》、《清泉当当》等①。这些回回乐曲极有可能就是常和署回
回乐人演奏的曲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