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次没有标准答案的提问，因为未知本身就是有趣的。演员杨幂，经济学者薛兆丰，在各自领域里都是表达者，他们的对谈令人有所期待。那些能让目光与神思短暂留驻的时刻，极为可贵。

正是岁末年初之际，人心里会有一部分变得沉静，不急不躁，不纵不拘。在飞驰的时间和极速的生活面前，我们邀请了杨幂和薛兆丰，想用一场散漫而无目的的谈话，聊一聊当下，聊一些我们关切却又得不出结论的话题。思索、反馈与表达，本身就有趣味，结果反而没那么重要。

杨幂向来接受一切新鲜事物，那是激发她兴趣的来源。我们曾问到一个问题，“世界高速变化，让你感觉到新奇的东西是变多了，还是变少了？”她说：“我超好奇每天会发生什么。”学者薛兆丰认为，“从诗歌、小说、戏剧、电影，再到虚拟空间，想象空间在急速扩张，人类的好奇，还有很大一部分没被满足。”

在谈话中，我们也发现一些有趣的景象。杨幂认为“不确定是一个常态”，以开放的状态面对未知的对话方向，意料之外的提问。薛兆丰习惯于稳定的流程，他吃标准化的快餐，出差住同一个酒店，甚至在特定情境下反复聆听相同的曲目。因为他相信“要尽量保证确定，才有心思面对那些不确定”.

对谈也在这两个方向中牵拉。各种缜密的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变数”无远弗届地裹挟着我们的生活。人们试图在波动而喧嚣的每一天里，寻找那份“确定性”。寻到人生那一处小小的锚点，一方相对安全的栖身之地。这里当然也包含希望，希望是一种最无形却有效的力量。

杨幂：没有表达欲，因为我没有那么需要别人了解我，我的观点不重要，大家也不用因为听到我说了什么话判断我这个人是怎样的，我没有必要让别人知道我是什么样。

薛兆丰：我觉得杨幂老师的表达欲并不突出，只是在恰当的时候，有话可说的时候，予以清楚的表达。

杨幂：毕竟我还是一个演员，要塑造角色，不想让自己的个人形象太深刻，你不用在看我戏的时候突然间跳到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可以忽略掉我这个人，然后去看我演的那个剧。

薛兆丰：我自己也是需要激发才会表达，不主动表达的原因不是因为谨慎，而是因为如果不被激发，我会觉得大家肯定都跟我一个想法。每当我看到别人非常不一样的想法，都会感叹，原来这个世界我们看法这么不一样。

薛兆丰：杨幂老师发朋友圈吗？

杨幂：偶尔。

薛兆丰：我没发过朋友圈。以前我们就在一个小圈子里面说话，得到的反应肯定是非常确定的，就像你在家里说话，会知道家人的反应是什么。但是现在的媒介、技术，你的话可以传到很多不同圈层、不同背景人那里去，被不同的方式监督，你肯定就会有变化。

杨幂：我还是觉得，因为你是公众人物，喜欢你的小朋友那么多，你当着大家散个德行，觉得自己很酷，然后小朋友觉得“她都这样，我也要这样”。我们有社会属性与社会责任，传达的东西一定得是好的。

杨幂：首先我不了解经济学，经济学者也是我不了解的职业，是不同的领域，当然薛老师现在录很多节目，他也像男明星。

薛兆丰：我们就回答这个问题本身，我觉得学者和女明星都需要“表达”，我们在自己的行业表达。表达是我上课的常态，教书这么长时间，经常会担心自己没话好讲。于是每个礼拜请学生吃饭，七到八个人，加上助教不超过十个，让他们随便问各种问题，就像前面说的，学生问了我才知道，原来他们是这么想的，我就会把他们的疑惑变成上课的内容。

杨幂：就地取材。

薛兆丰：在我看来杨幂老师肯定也是这样的。她的工作是要代入一个角色，她要知道这么去演能不能够感动人，所以她同时在跳跃一个表达者和观看者的身份，来评测自己的表达。

杨幂：我觉得对方给，对方给予，这就是最直接的关系。比如我拍感情戏，我感觉自己真的谈恋爱，男朋友真这样那样的跟我说话，我一定会真的生气。这个话题，不只是我和薛老师两个人的职业，所有人都需要被激发。

薛兆丰：例如呢？

杨幂：比如薛老师在录恋爱综艺，最直接的就是互相激发，它是通过观察别人更了解自己。

薛兆丰：我猜杨幂老师如果录恋爱综艺是很犀利的。

杨幂：我想当观察员，但我不会跟着哭、跟着笑、跟着生气，我不是一个把自己代入进去的人。

薛兆丰：我猜我的想法跟你会有很多共鸣。

杨幂：我在面对质疑的时候从来不会自信的，真的不是自信的。“为什么他人会有这种想法？一定是有你自己的原因。”我会这样觉得，就会在自己身上找问题。

薛兆丰：我觉得自省是自信的基础，我会先自省，写文章、说话都反复推敲，都想清楚了才下笔。比如我会留意到“考试开始半小时后，就有同学陆续交卷了”是有歧义的，合理的表达是“……陆续有同学交卷了”。自己特别挑剔的书稿，交出去以后就比较自信。

杨幂：肯定还会有你没想到的地方。

薛兆丰：哈哈哈，是的是的，那就再改。

杨幂：但是你不会因为一个错误而否定你自己。

薛兆丰：应该不会。

杨幂：生活中哪有那么多时间去想多少年前谁批评了你一下，那得多闲啊，太没事干了。你不会想到多少年前，小学的时候作业没做好，老师批评了你，根本不会想。

薛兆丰：人就是千锤百炼出来的。其实事情分两种：假如你说的是口是心非、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话，那听到别人的批评，你就会很不自在；但假如你说的是真心实意，甚至是反复思考后的话，那哪怕看到别人的误解或批评，也都是能坦然自若的。

杨幂：我想说一下攻击这个事，这个事不到你身上，你都觉得是有可比性的，谁被攻击得更多，谁更惨一点，谁又稍微好一点。只有当你是被攻击对象的时候才能体会到，自己就是唯一被攻击的那个人，当你站在这个位置上，谁更惨根本不重要了。

薛兆丰：经济学是看世界的角度之一。世界发生的事情，解释的角度是可以无限的。一个人摔倒有医学的层面，有物理学层面，也有美学层面——拍个照片，还有社会学的层面，比如他为什么摔倒了，背后可能有很多故事。

杨幂：它只是给你提供一个思考方式。

薛兆丰：是的，经济学也是这样。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需求和成本问题，只要有两个以上的人，就会发生交易、合作和竞争，经济规律就会起作用，所以一定会有经济学的角度，但它并不是唯一的角度。

薛兆丰：我以前好像会，有总结，也有一年计划，杨幂老师会吗？

杨幂：我绝对不会。大概十几年前会有过这种计划。比如我曾经有过这种目标，今年要读多少本书，因为以前要给自己培养一个读书的习惯。

薛兆丰：后来实现了吗？

杨幂：后来实现了，但后来发现有更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也不一定一直用这个事情要求自己，规定自己必须做这件事。这好像变成了一种形式上，而不是说我想去做这件事。有粉丝关注我一年的工作收获，我会经常跟大家说，你们去好好生活，我也好好生活，别把太多focus放在我身上，不要因为我的什么事情影响你们，我只是在做我的工作。

薛兆丰：我就没实现“计划”，我前两年想看完《战争与和平》。理由很简单，它是一部巨作，我觉得读完应该是很值得自豪的一件事，但没成功。我和你一样，读着读着就觉得有别的事可以做。在做年度计划时，人们通常高估了一年所做的事情，低估了十年能够做的事情。

杨幂：所以薛老师估计十年之内可以读完这本《战争与和平》。

杨幂：算是朋友了。为什么会有敌人这个选项？

薛兆丰：怕老吧。我是觉得在每个当下，时间都是朋友，过去的长久积累成就了今天的自己；长远而言，时间是敌人，时间过得太快，与自己想参与的事情相比，杯水车薪。

杨幂：时间，不管它是敌人还是朋友，它都只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情，你也改变不了它。

杨幂：我就是一个没有规划的人，没有想过重质还是重量这件事情。因为不管质还是量，我一直都希望做一件事情，就把它做好，质一定是第一的。但至于其他东西，可能有客观因素、大环境不是你能控制的。探讨重质还是重量，好像在走一个人生规划，但我特别拒绝给自己规范，说到了什么节点就该做什么事情，这些形式上的东西，我很抵触。

薛兆丰：我觉得说得好，这是一个一揽子的问题，都可以看具体，对吧？很多问题就这样，太一揽子了，比如家庭重要还是事业重要？得看是什么事。

杨幂：家庭重要还是事业重要？作为男性来回答一下，一般都是问女性这个问题。

薛兆丰：非要二选一的话，我觉得是事业。

杨幂：假设男人待在家里，又会怎么样呢？

薛兆丰：待在家里你也不能养活家里，对吧？我可以在家里写书，但那也是事业——待在家里也能完成的事业。

杨幂：其实可以换一种思路，您也可以在家里做饭、收拾屋子啊。

薛兆丰：我的《战争与和平》看百分之几了。

杨幂：没有兴趣确认任何事情。我觉得还是感受力第一，觉得发生了才有趣。如果让我去确认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无聊。如果现在就是2022年最后一天的话，我会很庆幸，自己又健健康康地过了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