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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汤铭新 1938年生，1960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91年任外交部拉美司副司长，1993年至1996年任中国驻玻利维亚大使，1996年至1999年任中国驻乌拉圭大使，2000年至2002年任北京奥申委网站西班牙文版主编，2004年至2014年任中国前外交官联谊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在新中国的成长与发展历史进程中，体育外交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和贡献。在建国初期，为化解国际矛盾、宣传新中国的发展成就，与国际反华势力进行斗争，争取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的理解和支持，为实践国家外交战略方针谱写了令人瞩目的篇章。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后，体育外交对拓展国家全方位、多层次总体外交，助推更广泛融入国际社会和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等方面又有了新的作为和贡献。其中，中国登上奥林匹克舞台，重新参与国际奥林匹克事务的一系列体育外交重大举措，正是丰富多彩和充满活力的重要一环，展示了改革开放后中国新面貌的一片灿烂星光。

搭上体育外交的航船

我与我国体育界的国际交往和国际体育赛事结缘要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那时我国的西班牙文翻译为数不多，我被借调到国家体委临时工作。通过接待来访体育团队或陪团出国访问，以及参加大型国际比赛的接待，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拓展了我的体育外交视野，催生了我后来炽热的奥运梦想。

△ 周恩来总理同参加亚非拉乒乓球邀请赛的朋友握手。

这里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我作为翻译参加1973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亚非拉乒乓球邀请赛的那段经历。整个活动可谓盛况空前，在86个参赛国中有26个是非建交国。我作为翻译，不仅参加了赛事的翻译工作，还为与未建交国家的乒乓球队沟通和探索发展关系做了许多工作。从体育交往入手，打开封闭大门的一角，进而推动各方面关系的发展，真不失为“乒乓外交”的又一重大收获。

通过这次活动，使我对体育盛会在展示东道国的国际形象，振奋东道国民众的团结意识和沟通各国人民联系及促进相互了解等方面的重大作用有了切身的感受。回想起来，一些当时未建交的国家，后来正是通过体育交往，逐步增加同我国的往来并建立友好联系的。这就是体育外交的多功能啊！

结识奥林匹克巨人——萨马兰奇

我国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经历了一段曲折的里程。1958年，由于国际奥委会中有人坚持将台湾以“中华民国”的名义留在国际奥委会，因此中国奥委会毅然断绝了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但是到了1974年邓小平恢复工作后，他提出了调整方针的思路。

邓小平同志曾对国家体委的领导说，“对国际奥委会等国际组织，要进一步采取积极主动方针。国际体育组织怎么能离开我们这么一个大国呢？现在进去了，比赛也可能打败仗，但是可以团结一批朋友嘛！”

邓小平还说，“申请加入体育组织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发表声明，一种是给国际体育组织直接写信。朋友们就可以根据我们的这个态度去斗争。这样比我们不声不响要好嘛！”邓小平提出的这一方针清楚地表明了我国对参加国际奥委会和其他国际体育组织应持的开放态度。

解决我国在国际奥委会地位问题上发挥关键作用的人物是时任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的萨马兰奇。他是1978年4月21日抵达北京与我国商谈的。在与体委副主任路金栋、国际司负责人何振梁见面时，他表示此次访华负有重要使命，因此，访问期间他可以一直在北京会谈，同时根据需要参观一些体育设施。他强调，此行的目的绝不是游览，若有这方面的安排，可以由他夫人代表他去外地访问。

会谈开始后，萨马兰奇首先回顾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历史。他说，奥运会是得到世界上广泛承认的体育赛事，也是各国运动员和人民友好交往的文化盛会，它以广泛性和参与性赢得了各国人民的欢迎。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数亿青年和包括数以万计运动员的大国，理应在奥林匹克大家庭中占有她的位置，奥林匹克运动没有中国的参与也是不完整的。萨马兰奇的这番话说得铿锵有力，是他深思熟虑的肺腑之言，表明了他对我国的真诚友好。而这最后一句话，则清楚地表明他弘扬奥林匹克精神的坚强决心。

会谈中最棘手的自然是如何处理台湾问题。根据这种情况，何振梁同志利用陪同活动的各种机会，向萨马兰奇进一步做工作，从介绍台湾问题的由来，谈到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决议，以及国际奥委会对中国的态度。萨马兰奇在琢磨这些道理的同时，也在思索着解决问题的方案。

经过几轮会谈的交流，他觉得有了眉目。最后他说，他相信台湾问题在不远的将来会得到解决。他表示：“当然最彻底的解决办法是通过投票驱逐台湾。但这存在失败的风险。”他分析说：“因为国际奥委会有85位委员，虽然只有8位委员来自同台湾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他们显然不会同意驱逐台湾。但是，其他委员是否都同他们的政府持一致的立场就不好说了。因为国际奥委会委员绝大部分持独立立场，不受政府政策的影响。因此，表决结果没有把握。”

思路敏捷的萨马兰奇转而又提出了另一个解决方案。他说，可以提出要求台湾改名，去除‘中华民国'的称号。他估计台湾不会接受，这样，国际奥委会可以顺理成章地把台湾除名或者停止其会籍。他对此显得很有信心，相信这既是我们可以接受的方案，也是国际奥委会容易操作的办法。

 

 

△ 1978年4月，汤铭新(右二)陪同萨马兰奇(右四)登上北京八达岭长城。

4月23日，路金栋副主任陪同萨马兰奇一行到长城游览。在八达岭，我指着那蜿蜒起伏的巨龙介绍说，这是中华民族智慧和气概的象征，并引用了毛主席诗词中“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名句。

萨马兰奇听后频频点头，对长城这一古代宏伟工程赞不绝口，并若有所思地说：“是啊，以这样的气概，相信有朝一日中国运动员重返奥运会大家庭时，将会有多么灿烂的景象啊！”的确，重返国际奥委会，在奥运会上一显身手，展现大国风采，这将是我国体育外交的重大胜利。我多么盼望这一天的到来啊！

萨马兰奇访华回去以后，在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和几次全会上又做了大量工作，明确地提出要求台湾改名的方案。他说：“国际奥委会应尽一切努力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议第一步要求‘中华民国奥委会'改名，因为它根本不能代表中国。”

在萨马兰奇和其他一大批主持正义的朋友们的坚决斗争之下，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终于在1979年10月25日通过了名古屋决议，恢复了中国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席位。

屈指算来，从1951年准备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开始，这场在国际体育界争取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权利、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斗争，整整经历了28个年头。这是我们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一次意义深远的巨大胜利。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什么势力可以阻挡中国在国际体育舞台上大展雄风，为加深世界人民的友谊和世界体育的发展，充分贡献自己的力量了。

 

未完待续……

文字 | 汤铭新

图片 | 源自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