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对现实主义怀有敌视倾向，因为它与美国的基本价值观相冲突。现实主义有悖于美国人对自身及大千世界的看法。

 

现实主义与遍及美国社会的根深蒂固的乐观主义和道德准则不相吻合。而自由主义则与这些价值观非常匹配。无怪乎，美国的外交政策辞令听起来宛如自由主义的训词。

 

美国人基本上是乐观主义者。相比而言，现实主义对国际政治的观点是悲观的，它把世界描绘为充满安全竞争和战争的场所，认为“不论采取何种措施，都难以逃避邪恶的权力”。

 

这种悲观主义与美国强有力的信念相矛盾。美国人的信念是，假以时日和努力，理智的个人可以联合起来解决重要的社会问题。自由主义对世界政治抱有更大的希望，美国人认为它比现实主义所刻画的恐怖幽灵更具吸引力。

 

美国人也倾向于认为，道德应在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大多数美国人把战争看成丑恶的行为，最终应从地球上被彻底消灭。战争固然可以被用来服务于自由主义的崇高目标，如反对专制、普及民主，但是如果战争仅仅是为了改变或维持均势，从道德层面来说，这就是不正确的。这就使克劳塞维茨式的战争概念为大多数美国人所诅咒。

 

现实主义不对国家好坏作出评判，而主要依据它们相对权力的多寡来分辨。

 

按照现实主义理论，美苏双方都为均势的考虑所驱使，每一方都力图使自己的权力最大化。但大多数美国人不愿接受这种对冷战的解释，因为他们相信，美国是受善意驱使，而苏联则不然。

 

当然，自由主义理论者是将国家区分为好坏的，他们常常认为具有市场经济的自由民主国家最值得称道。无怪乎，美国人更喜欢这一观点，因为它认定美国是世界政治中的慈善力量，而把美国现实的或潜在的敌人看成误入歧途或心怀恶意的麻烦制造者。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思想极大地鼓舞了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带给美国人的那种惬意感。

 

当“邪恶帝国”解体时，许多美国人（以及欧洲人）得出结论认为，民主之花将遍及全球，世界和平会突然出现。此类乐观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民主的美国是道义的国家”这一信条基础上的。如果其他国家效仿美国，那么善良的国家将遍布全球，这种进步只能意味着国际冲突的终结。

 

因为美国人不喜欢权力政治，所以在公开场合他们常常以自由主义的口吻谈论美国的外交政策。政策精英的言辞也涂上了浓重的乐观主义和道德主义色彩。美国学术界特别擅长提升思想市场中的自由主义成分。

 

然而，关起门来，筹划国家安全政策的精英们却满口权力语言，而不是什么法则。实质上，他们的公开言论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具体操作之间存在明显的鸿沟。

 

聪明的观察者应该清楚地注意到，美国是说一套，做一套。美国本身对言辞与实际之间的这种差距是视而不见的。两种因素可以解释这一现象。

 

首先，现实主义政策有时与自由主义的要求是一致的，即当追求权力与追求法则并不冲突时，现实主义政策可以名正言顺地装点上自由主义的花言巧语，而无须讨论根本的权力事实。这种一致性有利于外交政策的推行。试举一例，美国在二战中抗击法西斯主义和在冷战时期反对共产主义都主要源于现实主义原因。但是，两次反击又都与自由主义法则相一致，因而，决策者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它们当成意识形态冲突推销给了公众。

 

其次，当美国出于权力考虑不得不采取与自由主义相冲突的行动方式时，“抬轿人”（spin doctors）就会出现，并会讲述一个与自由理想极为匹配的荒诞故事。

 

例如，19世纪晚期，美国把德国看成是值得效仿的进步的宪制国家。但是，在一战爆发前十年中，随着两国关系的恶化，美国对德国的看法改变了。直到1917年4月美国对德国宣战时，美国才不得不承认德国比它的欧洲对手更加专制好战。同样，20世纪30年代晚期，许多美国人把苏联看成魔鬼国家，部分原因是由于斯大林在国内实施清洗政策以及他在1939年与纳粹德国签订臭名昭著的互不侵犯条约。

 

可是，当美国在1941年末与苏联联合抗击德意志第三帝国时，美国政府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公关运动，以清理美国这一新盟国的形象，使其符合自由主义理念。苏联此时已被描绘成最民主的国家（proto-democracy），斯大林也成了“约瑟夫大叔”（Uncle Joe）。

 

如何摆脱这种言辞与政策之间的矛盾呢？多数美国人容易接受这些理性的东西，因为自由主义在他们的文化土壤里扎下了深深的根基。因此，他们容易相信自己在按照珍爱的原则而非冷酷和蓄意的权力考量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