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崇善寺创立于洪武朝，由就藩山西的晋王主持修造，并置僧纲司统领地方佛教事务。寺内现存大悲殿的建筑与佛像基本保留了明代原貌，或为现存最早的明官式建筑遗构。崇善寺大悲殿集中反映了宋元传统与洪武新制之间，以及地方匠作与官式建筑之间的时间和空间张力，同时又不乏在宗教空间营造上的个性化创造，是研究元明之际建筑变迁的珍贵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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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悲殿建筑
 

 

崇善寺现藏题为《崇善寺建筑全图》的立轴绢画，结合成化碑中记载的建筑信息，推测该图绘制于明成化年间重修寺院之后。根据此图描绘，当时崇善寺中轴线上由南向北依次有排梁门、金刚殿、天王殿、正殿、毗卢殿、大悲殿、金灵殿。

 

 

大悲殿历史上经历过数次修缮。大悲殿本体上发现的有纪年的修缮记录包括：草架内东山题记“成化十一年三月初八日重修揭盖”（1475），“大明嘉靖三十六年五月初六日起工开手倣通前大修大悲殿”（1557）；西山题记“大清嘉庆十四年岁次己巳二月廿二日开工重修牮正大悲宝殿……自二月廿二日起工自孟冬日完工”（1809）。

 

现在的大悲殿为九檩双槽殿身加副阶周匝的重檐歇山顶建筑。殿身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外墙在副阶檐柱处，正面中央三间设隔扇，两稍间设槛窗，背面明间安装板门。

 

大悲殿明间横剖面图CAD图
 

 

大悲殿明间横剖面图点云截图

 

殿身大木构架简洁明快，进深方向上，金柱升至天花之上承托五架梁，五架梁上立瓜柱承三架梁，三架梁上以瓜柱和叉手承脊檩。殿身金柱与檐柱间用双步梁联系，其上置坨墩承单步梁。前后金柱间的天花梁插入柱身兼作随梁枋起到拉结作用，而金柱与殿身檐柱之间的天花梁压在双步梁下，一端插入金柱柱身，另一端出头承挑檐檩，双步梁头则止于挑檐檩后。面阔方向上，用上下两根插入金柱柱身的顺梁承托山面并联系侧面檐柱。

 

大悲殿纵剖面图——CAD图

 

大悲殿檩三件尚未成熟，檩下垫板与枋之间有较大空隙，现状有小柱支撑其间。殿身满铺平整的井口天花，完全遮蔽了屋架。副阶同样满铺天花，通过插入殿身檐柱的天花梁和单步梁连接，天花梁外侧出头作挑尖梁，内侧出麻叶头，而压在其上的单步梁与殿身双步梁相似，梁头止于挑檐檩后。现状殿身的柱头科与角科均有附加柱支撑，这些附加柱穿透副阶屋面落在单步梁上。副阶角科下亦有附加柱支撑。

 

大悲殿纵剖面图——点云截图

 

崇善寺大悲殿为歇山屋顶，由顺梁支撑山面梁架，其引人注意之处在于山面结构与檐面的单步梁、双步梁逻辑相同，采用了上下两根插入金柱柱身的顺梁，上顺梁承踩步金檩与下金檩交圈，下顺梁承山面正心檩与檐面正心檩（枋）交圈，上下顺梁间的交金墩与单双步梁间的坨墩用法如出一辙。

 

大悲殿山架纵剖面图

 

这种上下顺梁插入柱身的做法，多见于江南宋元遗构，实例如宋代宁波保国寺大殿、甪直保圣寺大殿，元代金华天宁寺大殿、武义延福寺大殿、上海真如寺大殿，是张十庆先生提示的由“内圈主架+外圈辅架”构成井字型构架江南厅堂的典型做法。尤其是崇善寺大悲殿上下顺梁位置与檐面单步梁、双步梁等高，且插入金柱柱身的透榫出头相互避让，与明初江南遗构扬州西方寺大殿极为相似。

 

扬州西方寺大殿 明洪武五年（1372）

 

  西安鼓楼 明洪武十三年（1380）

 

在江南实例中，四根金柱围合的一间构成井字型构架的核心主架，而在崇善寺大悲殿中可以认为八根金柱围合的三间构成了主架。与大悲殿相似，明初北方的西安鼓楼、在殿身转角部位，崇善寺大悲殿使用了抹角梁，上平置大角梁加隐角梁，子角梁上翘。下金檩与踩步金在大角梁后尾的坨墩上交圈。

 

 

在太原盆地，至迟在北宋中期已出现用转角铺作承托的平置角梁，金代后期出现了加抹角栿承平置角梁后尾的做法。元代以后平置角梁在北方地区广泛使用，而在南方，宋元遗构均用斜置大角梁，明迁都北京后的实例也多斜置。因此可以认为，崇善寺大悲殿抹角梁与平置大角梁的组合，延承自起源于华北地区并广泛分布于北方地区的做法。

 

大悲殿殿身多数柱头科与平身科翘宽分别为120mm和105mm，副阶柱头科与平身科翘宽分别为105mm和90mm，柱头科均比平身科略宽。由于晋中盆地其他案例已发表的测绘资料未到此精度，尚无法判断大悲殿柱头科与平身科的栱宽微差是个例，还是普遍的地方做法。

 

 

在斗栱布局方面，大悲殿前后檐的各开间内均匀布置2朵平身科，山面中央柱间用2朵，前后间各用1朵。由于明官式建筑大多斗栱尺度较小且排布较密，与之相比，崇善寺斗栱显得很疏朗，补间数量及斗栱尺度更接近元代官式。

 

 

清末在崇善寺正殿院烧毁的基址上兴建起来的文庙，以及太原城内唱经楼等明清至民国的遗构，平身科数量均只有1～2朵，这与明迁都北京后形成的平身科数量众多、紧密排列的风格截然不同，且保持到了极晚近的时期，可能是一种很强的地方传统。

 

 

崇善寺始建于洪武十六年，此时明朝还未完全征服北元，但崇善寺大悲殿的建筑特征已经迥异于太原地区的宋元遗构，转变之迅速，实在使人惊异。但前文同样指出了大悲殿在具体的尺度设计、细部样式等方面仍然保持了前一时代或是地方的特征。

除上文叙述的方面，随檩枋和檩垫板未贴合、檩三件尚未成熟，平板枋与额枋的截面仍为“T”形等特征，同样延续前一时代的传统。如果将大悲殿的建筑特征落在一个由元代至明代、官式与地方划分的时空坐标系中，可以发现洪武制度的控制大多落实在建筑整体的体系控制上，而在具体的细部设计中则比较放松，可以说在制度的约束下地方特征依然鲜活。

 

崇善寺大悲殿柱头科             阳曲大王庙柱头科

 

此外，崇善寺的营造与工匠流动的关系也值得关注。《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一十七载“（洪武十一年三月）壬午诏秦王樉晋王棡之国。其护卫军士……晋府三千二百八十一人。及文武官军匠杂役各赏赉有差”。晋王从南京来太原就藩，随行有军匠。《明英宗实录》中载英宗朝时晋王宗室曾多次申请动用徭役修建房屋，但英宗都以体恤民艰为由，“令王自造之”。可见宗室修建宫室庙宇，理应动用军匠，而非增加百姓徭役。因此，崇善寺作为晋王请建的带有王府香火院形制的大庙，其建设应当有不少自南京随行的军匠参与。工匠之流动亦是促成明初官式制度得以在太原迅速落地的重要因素。

 

 

佛之居所，是中国古代佛殿的主要功能和内涵。分析崇善寺大悲殿建筑的设计意匠，首先须理解殿内的塑像。

 

塑像点云截图

 

大悲殿中央供奉千手千眼十一面观音菩萨，观音的左手侧为千手千钵千释迦文殊菩萨，右手侧为普贤菩萨。观音、文殊、普贤的像设组合被称为“三大士”，最早见于唐代石窟，宋代时期是寺院中常见的题材，并延续至明清。

 

唐代，咸通五年（864年）绢本设色

高140.7釐米 宽97.0釐米英国不列颠博物馆藏

敦煌藏经洞发现

 

有学者指出这一组合脱胎于华严三圣（文殊菩萨、毗卢遮那佛、普贤菩萨），是汉地佛教融合显密元素而开创的一种信仰模式，主尊观音菩萨具有等同于佛的尊格。

 

河北宝坻广济寺三大士殿西次间造像 / 元中国营造学社摄于1932年

 

“三大士”像设在中国建筑史研究领域中最知名的是梁思成曾调查过的宝坻广济寺三大士殿，山西地区还有唐代天龙山第九窟下层供奉的十一面观音与骑狮文殊、骑象普贤，以及清代五台山显通寺观音殿供奉的“三大士”坐像。

 

天龙山第九窟下层，三大菩萨（中十一面观音，左文殊，右普贤）

 

与已知实例相比，崇善寺大悲殿的“三大士”有颇多独特之处。大悲殿三尊塑像均为立像，高约8.8m，在单层佛殿中供奉立像极为罕见，无论是蓟县独乐寺观音阁还是正定隆兴寺大悲阁、慈氏阁，立像作为主尊多在楼阁式建筑中出现。

 

正定府隆兴寺大悲阁中的铸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慈氏阁立像

辽统和二年 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

 

此外，大悲殿三尊立像背后均有直径达6m的千手或佛光，总宽度超过18m。佛像纵横两个方向的巨大体量需要足够的建筑空间来容纳，这必然对大悲殿的大木设计有所要求。

 

文殊菩萨真彩色模型正面背面图

 

其二，千手千眼形制具有藏密造像特色，尤其是主尊千手千眼十一面观音。十一面、千手等变化均来自密教。元代时，统治者推崇藏传秘密佛教，忽必烈以八思巴为帝师，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借此机会，藏传密教在元代得以流行全国，其塑像自然得以得到传播。明初，朱元璋亦给予元皇室尊崇的喇嘛以优厚待遇，洪武六年（1373年），朱元璋对入朝的前元帝师喃迦巴藏卜以国师称号，藏密的造像形制与风格也得以继续流传。

 

 

千手观音真彩色模型正面背面图

 

就崇善寺之塑像而言，观音手持之法器接近《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中“四十二手眼”的制度要求，其中骷髅杖、宝剑、钺斧、宝弓等武器看起来尤其骇人，极具藏密特色。

 

千手千眼菩萨实际上仅有二十只手臂，在每个手的中心都有一眼，共有四十只手和四十只眼。按照佛家的说法，四十分别乘以佛家的“二十五有”，构成了千手千眼。象征着能洞察世间好坏与灾难。这尊佛像面庞圆润，表情端庄、典雅，形态优美。额头上那只慧眼，表明观音菩萨聪慧，说明其修行已达到了“三摩”境界。手握刀、枪、剑等器具，用于降魔伏妖。两手高高举起的日、月，寓意着主宰宇宙，佛法无边。右旁的千手千钵文殊菩萨像，三头六臂，金钵托在手里，在金钵中端坐着释迦牟尼佛，寓意着文殊菩萨智慧无穷。

 

普贤菩萨真彩色模型正面背面图

 

其三，殿内仅有三尊立像，而无其他胁侍。大悲殿内还保留着一些木雕礼佛用品，例如巨大的明代木雕长供桌，在香案两侧陈列着各种法器，选材精心，制作考究。特别是供桌前面雕刻的七条一米多长的青龙，盘绕飞腾，形态各异，真是罕见的佳品。大悲殿被誉为“佛像雕塑的艺术博物馆”。

 

大悲殿室内空间由总面阔30m、总进深13.4m、总高9.2m的殿身加四周宽度1.6m、高度5.1m的副阶两部分构成。殿内空间与佛像尺度完美契合，中央三间恰好容纳三尊立像。

 

从空间尺度方面，不妨与明初另一座官式建筑青海乐都瞿昙寺隆国殿（建于1427年）作一比较，隆国殿作为青海地区明官式建筑的珍贵案例，就明官式制度在地方的落地而言，与崇善寺大悲殿的可比性极高，也是现存明官式建筑中形制与大悲殿最为相近的案例。

 

青海乐都瞿昙寺隆国殿

 

分析二者殿身空间比例，可以明显看出大悲殿的室内空间更高，比例更趋方正，应当与大悲殿的立像陈设有关。另一方面，瞿昙寺的副阶部分为周围廊，因此殿内空间不包括副阶部分，佛像背靠殿身金柱；而崇善寺的副阶被包入室内，因此佛像得以后退至殿身檐柱，留给佛坛前的空间更深，礼拜者能以更合宜的角度观看佛像，而不至于仰角过高。

 

由建筑空间出发，我们可以推想大悲殿大木作的设计意匠，即佛殿的尺寸是根据三尊立像的尺寸来确定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大悲殿明间与梢间的开间尺寸不似其他明代官式案例那样差异明显。同时，因为采用厅堂式构架，金柱升至天花以上，天花梁直接插入金柱柱身，省去了金柱顶的斗栱，避免了塑像被斗栱遮挡。

来源：文博情报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