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月7日，第58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颁奖大会上，一部借手提摄像机拍摄的印度影片《季风婚宴》(Monsoon Wedding)击败了参赛的其他19部大作，——包括英国大导演肯·洛其(Ken Loach)的《领航者》(The Navigators)——捧走了在很多电影人看来比奥斯卡小人更宝贵的——小金狮。导演米拉·奈尔(Mira Nair)很激动，说：“这部电影是献给印度的，我亲爱的印度，她是我源源不断的灵感。”1988年，奈尔凭她的《孟买，你好》(Salaam Bombay)首次获得世界影坛认可，并得到奥斯卡提名。1996年，她的《爱经》(Kamasutra：A Tale of Love)更在世界各地邂逅掌声或唾骂。不过她这回捧走的小金狮是印度导演或者说是女性导演首次在这个世界最古老最权威的电影节上得大奖。本届威尼斯电影节评委主席因此盛赞她是一位“梦幻女性”。在采访中，记者问她：“米拉，该如何拼读你的姓(Nair)？”米拉说：“我的姓和‘火’(fire)押韵。”
的确，“火”代表了米拉·奈尔作品中的一种崭新的第三世界激情。她在新德里长大并接受教育，之后获哈佛奖学金在美国完成戏剧研究院课程。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她说：“我只想以自由的方式在影片中探索一种非常个人的东西，关于我的家庭以及普遍意义上的家庭问题。”《季风婚宴》的风格带有典型的“孟莱坞”新浪潮色彩，半是社会记录，半是人间喜剧，时不时地触及一些敏感的主题。比如，在这个新德里的中产阶级家庭嫁女娶亲的故事中，当世界各地汇集而来的庞大家族成员在婚礼上团聚时出现的乱伦问题。不过，乱伦问题虽然在世俗意义上是影片中的“黑暗面”，奈尔却用笑声展示了其中温暖的内核，她自己说：“我们印度的旁遮普邦人就像意大利的那不勒斯人，吵闹、好斗，但无比热爱生活。”
在本届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奖的还包括：凭《秘密投票》(The Secret Ballot)获最佳导演奖的伊朗导演巴巴克·帕亚米(Babak Payami)，凭《你的妈妈也一样》(Your Mother Too)获最佳剧本奖的墨西哥剧作家兼导演阿方索·夸隆(Alfonso Cuaron)，而那两个在该片中出演引诱成熟妇人的17岁男孩的演员则双双获得马斯楚阿尼最佳新秀奖。
说起来，亚洲电影和第三世界电影在威尼斯的走红已经不是一年两年的事了。第56届威尼斯电影节上，张艺谋凭《一个都不能少》领走小金狮；第57届上，伊朗导演杰法·帕纳喜(Jafar Panahi)凭《圆圈》(Dayereh)捧走小金狮，印度导演达斯古塔(Buddha deb Dasgupta)以《摔跤选手》(Uttara)带走了小银狮。当时的西方媒体和不少本土媒体控制不住地联手大做文章，声言“不是欧洲电影病了，就是亚洲电影疯了”，而关于“第三世界影人是不是在为西方拍片”的争论则到处惹火。每次，亚洲和拉美的电影在重大电影节上获奖，几乎所有的导演都会被问道：“你的电影是拍给谁看的？心目中的观众是谁？西方人还是本国观众？”这次米拉·奈尔也一样遭遇这个问题：“你所谓的'献给印度的歌’到底是唱给谁听的？哈佛教育给你致命的意识形态洗礼吗？印度人喜欢你的电影吗？”
1895年12月28日，电影之父卢米埃第一次在巴黎放映电影，一年内，这项发明就出现在伦敦和纽约。到19世纪末，电影就已辗转到了孟买、上海、开罗、亚历山大、东京、马尼拉和达喀尔。一战期间，在美国和欧洲率先开始了电影的工业化进程。好莱坞很快成了世界电影的梦乡，以其雄厚的资金和庞大的发行网络，网罗了这个世界最惊心动魄的故事和最美的脸，并向全世界各个角落倾销它的拷贝。同时，第三世界的电影一直没有得到发育机会，虽然，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印度、巴西、古巴等国都已有独立的制片公司，30年代，哥伦比亚、智利、玻利维亚等国也都拥有了自己的影院。但历史并没有给第三世界从容的时间去完成电影的现代化。如此到了50年代，战后的解殖潮流在第三世界普遍地培养了一种振兴民族电影的情绪，而好莱坞的霸主地位也到处受到批评。但尽管第三世界国家开始扶植本国的电影工业，电影的资产阶级出身始终无法令它摆脱殖民影响，好莱坞的表情和眼神可以在各个国家找到代理人和继承者，几乎所有的第三世界电影人都以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为荣，而本土的观众也常以国际荣誉来估价一位导演的身价和身手，本土或外国的投资者也钟情于那些国际电影节上的幸运儿。所以，印度的雷(Satajit Ray)、埃及的沙黑尼(Youssef Chahine)、塞内加尔的欧思马尼(Sembene Ousmane)、古巴的阿里(Tomas Gutierrez Alea)都遭遇过“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命运。虽然，他们拍电影的初衷都极“民族化”，希望在影片中探讨殖民和帝国主义，探讨民族主义和阶级、文化和宗教、性和男权、腐败和现代化，他们的努力也的确构成了第三世界蔚为壮观的“新电影”现象，但他们被世界电影市场看好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也是他们首先获得了国际电影节的认可。
因此，国际电影节对第三世界电影人而言，其语义是悖论的。一方面，世界舞台向他们允诺了海洋般的资金潜力，他们将借此摆脱局促的制作成品的局限，关于这点，侯孝贤说得很实在：“哪个导演不想请明星出演？但明星要价高啊。”而且，进入世界电影史的梦想也无比激动人心。但另一方面，国际电影节对于第三世界影人来说，也可能是一种“收编”和“围剿”，换句话说，戛纳、威尼斯、柏林等电影节以其悠久的传统和至高的荣誉垂钓着慕名者，西方意识形态、外国观众的口味、各大评委的眼光不可能不进人其间。自从陈凯歌的《黄土地》和张艺谋的《红高粱》被西方媒体解读成“神秘的东方爱情故事”，最先领取了国际电影节通行证后，中国电影就开始大规模地“走向世界”。而“世界”也没有辜负中国影人的一张张明信片，《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霸王别姬》、《我的父亲母亲》到最近的《小武》、《车站》等，都纷纷盼得了佳音。但是，国际电影节向我们订购的明信片是有规格有尺寸的，就像著名影评人加布利耶尔说的：“西方世界向第三世界选购的电影是很容易甄别的，它们常含下列元素：民俗，但需浪漫；苦情，但需诗意；现实，但需幽默……”
真的，连续的三届威尼斯小金狮都被第三世界人民牵走了：第56届，张艺谋的《一个都不能少》让一个中国的乡村少女跑啊跑跑啊跑跑到了领奖台上；第57届，伊朗的《圆圈》以8个伊朗女性的本土遭遇激动了所有评委；第58届《季风婚宴》让一对印度新人抱走了小金狮。而更有意味的是，这些获奖的导演在领奖台上，几乎无一例外地表达这样一个意思：我的电影是献给祖国人民的，祖国是我的创作灵感。比如，去年，声音失控的杰法·帕纳喜就在领奖台上哭泣着说：“我来自伊朗，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那里的人民热爱生命，正是他们启发我拍了这部电影。”今年，受了哈佛“致命教育”的米拉也这么说。
当然，我们无权质疑这些伟大导演的一片赤诚，只是，在昭然若揭的国际电影节和第三世界电影的关系中，我们也许有权提醒自己的电影人，如同马丁·路德·金在很多年前提醒他的同胞时说的：“他们给予的赞扬是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