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父亲，1941年出生于福建一个贫苦的木匠家庭。我的祖父，是一名技艺精湛的细木工匠。祖父幼年失怙失恃，无人扶持，成年后又要养活一家八口人，家里连房子都没有，是名副其实的城市贫民。

　　父亲十分聪慧，六年制小学，他跳了两级，四年就读完了！1958年，初中毕业的暑期，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他决意放弃升入高中，去找了个临时出纳的工作，月薪十五元。

　　他的班主任——李梅光老师，听说父亲找了工作，明白他要弃学后，不忍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就此失学，多次到家里动员祖母，让她送父亲继续上学。祖母向老师道出家庭的困顿，提出：如果有不要钱的学校，就让他去，如果要家里供着，那实在是没办法了！

　　父亲一生念念不忘的李梅光老师不知是怎样辛苦奔走的，不几天，就替他找到了不要钱的农业技术学校，父亲得以再续学业。

        1961年，父亲中专毕业时，学校升格为专科学校。父亲成绩优异，是班上的学习委员，他从中学二年级开始，一直是学习委员。老师让父亲留下来读大专，可是，家庭的贫困压迫着父亲，他想早点走上工作岗位，为家庭分忧，放弃了深造的机会。

        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多个人就要多个负担，各地政府无心接收毕业生，拖到11月，在地委农工部段益力部长的过问下，开始毕业分配。父亲的原籍县因为灾情最严重，饿死人最多，拒绝接收新人，父亲被分配到了远离家乡的山区小县工作。

        在这个小县城里，父亲遇见了许多可敬的军队干部、南下干部，他们是随解放大军南下或是参加“长江支队”南下支援福建建设的。遇见这些正人君子，是父亲一生的幸运。他们的品格，深深地影响他。其中—些，成了父亲终身的挚友。但他的人生悲剧，似乎也是从此发端！

        南下的正直领导们欣赏这个面容清秀，目光澄澈，待人温和，写得一手好字的年轻人。武装部谢政委推荐他到军分区任文书，县领导不愿意放人，立刻给他任命了个职务，以示“重视、挽留之意”。很快，不到三年，他就成了县农技站主持工作的副站长（站长空缺）。刚经历过“三年困难”，“以粮为纲“的年代，这是层级不高但非常重要的一个岗位。

        父亲没有辜负那些对他青眼相看的领导。1965年，父亲主持了水稻良种“农垦58”推广，取得了大增收。福建日报刊文宣传，引起福建省委书记叶飞的重视，作了批示，有意在全省高海拔地区推广。各地甚至邻省一些山区县先后组织了几十批的参观学习队伍。福建人民广播电台将父亲接到了福州，向全省介绍经验。广播后，福建人民出版社又把父亲留下来，撰写“农垦58”栽培技术手册，出版丛书发行。

        这时，父亲不过24岁，已经是全省农业系统的标兵！

        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起，父亲成了“当权派”。批斗他的，是他的一些同事。父亲从未在我面前指责过这些人，我只能猜想，他们是嫉妒他轻易得到诸多领导的青睐和标兵光环。透过办公室的玻璃窗，父亲难以理喻地看着曾经的同事，现在的“革命骁将”们将写着“打倒郑对石（注：父亲的领导），砸烂***狗头”的横幅跨过马路，用铁丝挂了起来。

        文革后，一位批斗过父亲的“骁将”调到了福州，单位派人外调，恰好碰上父亲。来人随口向父亲询问：“听说***文革时将你们县农技站的一位副站长斗得很惨？”这时，父亲已经调离原单位，来人并不知道面前就是那位“被斗得很惨的副站长”，但父亲却轻描淡写地说了句“也没有说得那么厉害”，放过了送上门的报复机会。

       很快，实行军管了。欣赏他的武装部谢政委成了革委会主任，将已经被点名的他和另一位岌岌可危的郑对榕县长派到一个小村驻点，避开县里的造反风头，保护了他们。

        父亲本来可以选择当逍遥派，轻松度日，但他闲不下来。在这个小村里，父亲自己开展水稻新品种试验试种，很快找到了一种适合当地气候的品种。由于该品种早熟，黄熟收获时，周边地块别的品种还在抽穗扬花，这下引来一群长着翅膀的不速之客，没两天将这一小块试验地的水稻吃得精光。村里的造反派正愁找不到反动典型，打算以“破坏生产”的名义将父亲游村批斗，这个消息被一起驻村的郑副县长知道了，赶紧通知父亲请假回原籍避难，父亲才逃过一劫。

        总的来说，文革的暴风骤雨没有怎么伤害到父亲。他也没有参加任何造反派别。这在当年，是十分难得的“清白历史”。他说：“我干不来那种事（批斗别人）。”他的一生，也的确是始终如一，从未加害他人。即便后来身陷囹圄，办案人员诱导他“只要举报一个官比你大的，你就没事了”，他也拒绝举报他人。以我的认识，他完全应当举报。因为他蒙冤的背后，就有他的“领导”“同事”隐约的影子闪现。何不将这些人举报？

        1975年初，父亲出任这个山区小县某公社书记兼主任。行前，县委李书记和他谈话，告诉他“你下去，是地委领导的意思，只下去两年，补补基层经验的不足”。哪位地委领导如此重视他，父亲并没有问，但这位受人尊敬的南下干部，父亲一生视作师友的县委李书记，显然有意提携父亲。

        父亲一去就是7年，直至李书记调离仍未回到县城。在那个“条件最差”的公社，他想办法修通了公路桥，建了水电站，修了通村公路，建起了办公楼，还有茶场、林场、桐籽场、果场，竹编厂……四十年后，我到了那个地方，一些群众、老村干仍拉着我，指着说：“这些、这些，都是你父亲在时建的……四十多年了，用的还是你父亲当年建的办公楼……”

        考虑众多领导对父亲的欣赏以及他的突出工作成效，父亲后来攫升并不算快。一开始，或是父亲工作十分出色，找不到更好的人选接替父亲，所以错过“两年”之约，这从他七年一直兼任书记和主任两个职务，而他一离任就由两人来分别担任可以看出来。后来，或有更多的复杂因素，父亲应当知晓，但他从未提起。

        父亲不是适合“官场”的人！他有一个天然的短板，就是他从未渴求过权力。用他的话说：“我的职务提升，不是我去跑要得来的，都是组织上安排的。”他的仕途“领路人”，欣赏他、提携他的那些个可敬领导们，自身也均未对个人名位孜孜以求。这一优良品格，与他天性中的善良揉合，决定了父亲一生。    

        父亲一次说漏了嘴，提起知情人透露，他的县长，是李书记拍桌子得来的。原来，李书记调到地区工作，一次研究干部的会议上，眼看着父亲这样一位能力出众的干部又一次榜上无名，拍了桌子怒问：“***地委到底用不用？不用的话，就把他调回来，把人放在那么偏避的乡镇七年了！”（这时公社已经改为乡镇）

         当年，干部数量少，有文化的更少，年轻干部流动提升很快。从公社书记直接提升为县委书记、县长的也不在少数！父亲在各方面均占一时优势。重视家庭出身的年代，他是城市贫民出身；提倡干部年轻化时，他是最年轻的县委常委，比起同僚，要年轻十岁；提倡干部知识化时，他有重点中专的学历；于工作实绩看，他在公社书记任上成绩突出。在各种培训中，他也是脱颖而出的。他任县长时，到省委党校培训，结业证书中夹着一张条子，写着“哲学：优”，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哲学考试及格都很难，我得了‘优’，党校老师特意写下这张条子来褒奖我！”转岗时，他曾经到华南农业大学培训，几个省的干部同班学习，父亲的毕业小结被作为范文在班上宣读，老师还推荐到期刊上发表，带队的省厅领导很惊讶：“不知道你还这么能写！”我很奇怪，他这样一个聪明人，怎么从未想过要去**学校镀镀金，拿个在职本、硕、博回来，“职务与学历齐飞”。直到退休，他的学历仍是“中专”。

         在我看来，他的确是一心埋头工作，没有投机取巧，着意经营，醉心个人去留得失的。

        1981年，父亲受到县里的批判。父亲回忆过去的事，往往几句话就带过了，但这件是例外，他在回忆中说得很清楚。也许，就是这样的官场，让他望峰息心！

        那次，县领导以开会需要了解基层情况为由，把父亲召回县城。父亲是在第一线工作的县委常委。父亲以为有重要情况要汇报，连午饭晚饭都顾不上吃，赶回了县城。没想到，迎来的却是对他的批判。

        会上，主持人突然袭击，罗列了三项罪行：一是违反中央，国务院规定滥发津补贴；二是违抗省委决定，带头搞“包产到户”；三是拒不执行县委“大搞双季稻”的决策。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1980年，县委县政府新领导到任，有意在县里推广“双季稻”，增加粮食产量。计划下发至各乡镇，父亲所在乡镇分到1600亩的任务。

        父亲当时身兼副县长、县委常委、公社书记、主任职务，但实际工作在乡镇。计划下达后，才知道这件事。本就是农业技术干部出身的他，深知当地的气候条件不能大面积推广双季稻。何况1971年，县里已经因为推广”双季稻“受过一次教训，导致粮食大减产，后来就无人再提推广之事。这回应是新领导上任，不了解情况！父亲专门到县里提出自己的意见，但计划已经制订，文件也下发了，新领导不愿更改预定计划。

        “真不知道这样受过教训的‘推广’计划是如何研究通过的？”父亲对我感慨道。

        计划动不了，父亲又向县领导提出，自己打算推广杂交水稻“闽优3号”，一季产量比双季稻两季加起来还要高。县领导点头同意了。

        那一年，全县粮食减产了。但父亲所在的乡镇，因为推广“闽优3号”，粮食大增收，普遍增产二三成，一些生产队甚至增产达到四成以上。

        年后（1981年初)，父亲在乡镇召开表彰会，按照增产幅度，设立三等奖，一等奖是缝纫机，二等奖钟山牌手表，三等奖是毛巾被之类的生活用品。奖励制度是年初就定下来的，奖励对象是生产队长，公社干部不能参加评比。现在只是兑现奖励而已。

      “包括我在内，公社干部没有领到哪怕是一个牙缸，这怎么能算我乱发津补贴。”父亲对我说。

       只奖励生产队长，是父亲提出来的。在农村工作实践中，父亲深刻地体会到，县里“四级干部”中，最难的就是他们。作为最基层的“干部”，一年到头出工最早、收工最迟，领着队员苦干，没有一分工资补贴。上头的政策不切实际，群众不满意，有怨气时，生产队长还是直接的“出气筒”。粮食生产要上去，离不开这些农业生产第一线“领头雁” 的带头表率。所以，推广“闽优3号”时，为调动积极性，制订了以粮食产量为评估指标，实物奖励生产队长，只奖不罚的相应制度。

​        县里正为粮食减产焦头烂额，父亲所在乡镇却表彰粮食丰收，这大概触动了领导的逆麟，于是这唯一粮食增产乡镇的书记，受到批判了！父亲目无党委的三顶帽子，从县委省委直到中央，一顶比一顶大！父亲难得一次的生气。他对我说：“我也是副县长，县委常委，有什么事不能提前和我做个沟通了解，批评教育？就这样把我骗上来，开五套班子会整人。”

​        还有一项罪名，不听省委的。情况是这样：当时，“包产到户”在全国已经是星火燎原之势，但福建省委廖志高书记仍坚持左的一套，父亲知道“包产到户”是正确的，没有压制群众，所在公社群众自发组织开展了“分田到户”、“包产到户”。

        第二天，县里组织召开双季稻推广会，会上再次明令禁止“包产到户”。县领导妙语强调：“万里多长多短，紫阳是红是紫，我不知道，我只听省委廖书记的。”​     

​        父亲成了县里批判的对象，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戏剧性的是只过了十天半月，中央任命的项南书记宣布放开“包产到户”。县领导是如何在短时间内完成思想转变，“积极”“大力”落实十来天前还大张旗鼓批判的这项工作？我每想到这点，就觉得有点喜感。但领导肯定是转变过来了，而父亲预先的正确，并没有为他增添光彩。 

​        父亲其实很清楚，“服从上级”，尤其是能决定他命运的上级，在职业生涯中的重要性。听话是上级对下级忠诚度的测试，服从是下级对上级依附性的献礼！他曾和我说过一件趣事。一次，他和几个同僚下乡，路上闲聊，有位先生就打趣说：“什么是路线觉悟​？上午领导让你往‘东’，往‘东’就是正确的；下午领导让你往‘西’，往‘西’就是正确的。这就叫‘路线觉悟’。”大伙会心一笑，走山路的疲惫顿时减少了许多。这位领悟“路线觉悟”真谛的同僚，后来的职务，当然远在父亲之上！

​        我也曾问他：“种多少双季稻，是县委的决定，你只要执行就好了，到时歉收，责任也不在你，为什么要替群众力争，让领导对你有看法呢？”

       “这地方实在太穷，一年有几个月还要靠返销粮。如果歉收，到时候苦了群众。群众也会有怨言，给我们压力。我是学农业的，知道不能种双季稻却不说不争，有违我的原则。”父亲这样答我。

​       “那你也可以虚报些面积，告诉领导，已经完全落实甚至超额落实了，然后再推广你认为该种的品种。这样，粮食增收了，成绩也归功于县委‘单改双’的决策，群众也得到好处，不是皆大欢喜？”

       “那不是弄虚作假吗？”父亲只说了这一句，就报我以沉默。这样圆滑、取巧、撒谎的“政治智慧”，他似乎并不具备。他的一生，也的确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

​        1983年9月，父亲担任代县长，几个月后，经选举，正式就任县长。这时，政府一年自有收入310万元，欠省人行电站建设贷款本金300万元，年利息30万元，积欠利息80万元，连保工资保运转都成问题。

​        父亲在县长任上是如何殚精竭虑，应对财政困境的，我并不清楚。一个芝麻小官，配不上诸如“夙夜兴思”、“励精图治”之类的话语，但他是确实对我说过，上任之初，他对这个穷县穷摊子伤透了脑筋，有时想多了，一整夜都睡不着，就想着怎么脱贫。

​        父亲拟了一封“诉苦信”给时任省长胡平同志，要求补上“贫困县”。因为这个山区小县周边，各项条件更好的“大县”，几乎都是贫困县，而父亲所在的蕞尔小县，反而不是，享受不到政策扶持。

​        借着去省里开会之机，父亲把信递给了胡平省长。我很惊讶父亲叙述中“开完会后去办公室找到胡省长”的平淡。一个小县长那么容易见到省长？父亲告诉我，当时有不成文的规则，县长要见省长，办公厅、秘书是要及时通报，不得阻拦的，以便省领导明察基层情况。

​        多好的作风啊！好传统都去哪儿了？这样的潜规则请多来一打。

​        胡平省长，这位父亲一生赞不绝口的“好省长”，当场拆开父亲的信，看过之后，不禁笑起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父亲在信中“威胁”省长，“如果不给贫困县，这个县长就不当了，受不了干部群众的压力。”任县长前，父亲亲耳听过干部发牢骚：“什么领导，县里这么穷，连一个贫困县的‘帽子’都要不来，还当什么领导？”

​​       从父亲回忆、叙述胡平省长耐心做他思想工作的过程中，我仿佛亲眼见到一位作风优良，平易近人的省长。对比如今动辄警车开道出行的县市下吏，抚今追昔，令人不禁发思古之幽情！​

​        几个月后，胡省长亲临父亲所在县，住了好多天，实地调研。省长此行，给整个地区（地区及各县）支持了1000多万元的省长基金。我很怀疑这是否就是父亲那封“诉苦信”的意外作用。

​        临别前，胡省长又一次把父亲找去，为父亲所在县条件如此艰苦却没有列上“贫困县”向父亲表示歉意，细致地做父亲的思想工作，并给父亲留下100万元。“要用于发展生产，不能用于吃喝。至于发展什么项目，你们自己定。只要对发展生产有好处就行。”胡省长叮嘱道。

​        这时，县里没什么工业，只能从发展农业入手。胡省长留下的这笔钱，除去15万元杂交水稻推广补贴和几十万元的畜牧发展补贴，直到父亲离任，还剩下十多万元。“胡省长留下的钱，我们一分也没花在吃喝上。”父亲很骄傲地对我说。

​        父亲在县长任上事务繁多，他是如何多方奔走，为一方经济发展费心操劳，他没有说。我只知道，后来，在省冶金厅厅长的建议下，想办法办了结晶硅（铁合金）厂，如果合理计算预期收入的话，县财政自有收入在他两届四年（一届三年，接任上一届一年）的任期内是翻了一番以上了！（县财政局局长在父亲询问时，表示达到1000万元以上，但因无其他证据，只能遵照县志中记录。）

​       “省财政厅刘可富厅长一次碰到我，对我说‘你们的脱贫项目（铁合金厂）是全省最成功的，我特意发了简报表彰你们’……我那一届是历届财政增长最快的。”父亲不无骄傲地说。

​       考虑80年代改革初期，市场经济不发达；考虑他任期内遇到金融危机，银根紧缩；考虑山区小县薄弱的经济基础和条件限制；考虑父亲为了争取“贫困县”，挤掉了过去一些数据造假的水分，父亲的“财政翻番”，的确是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诚如刘可富厅长所言，可称全省前列的。

​        父亲还告诉我，筹建铁合金厂过程中，冶金厅的总工告诉他，厅长（冶金厅）是省委主要领导的夫人。

​       “你怎么没去找找胡平省长、刘可富厅长、冶金厅厅长，汇报一下工作成效，感谢他（她）们对你的支持，借机和省里主要领导搭上关系？”我捉弄父亲，故意这样问他。我太了解他，他不是那样的人。

​        胡平省长给他留下的亲民、体恤下属的印象，几十年后依然深刻如故！一提起胡平省长，父亲不禁对我感慨，“胡省长真是个好人！”接着才回应，“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即使如李书记那样对我，他在职时，我也从来没到他家里坐过。”父亲从未动过经营“关系”的念头，虽然曾经有许多他人梦寐以求而不可得的机会放在他的面前。

​        1987年，父亲奉调回到地区工作。这时，银行的380万元（含利息）欠款也已经想办法还清。当时，这恐怕是全省唯一不欠银行债的县了。

​        下来不过三天，地委主要领导一行亲自到父亲住的地方找到他，告诉他：“地委准备任命你担任县委书记，你还年轻，再干一任还不到50岁，到时下来还来得及。已经报经省里同意，文件都打好了，但是还是要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        征求意见只是个形式，表示重视而已，没有人料到父亲会拒绝。之后三天，组织上安排多人劝说父亲，但父亲态度坚决，最终，地委无奈，收回了成命。

​       “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不服从组织。”父亲告诉我。

​        许多亲友知道后责备父亲“别人拉票贿选，跑官要官，你是给你官做不要”。 县委书记和县长虽然是平级，但稍知基层政治运行的人，应该明了二者差别之大。以父亲尚可称“年轻”的年龄，36岁任县委常委，42岁任县长的资历，46岁接受这一职务，几乎等同于一个至少副厅级的位置在向他招手！

​        父亲从未告诉我拒绝的理由，但从他的回忆中，我拼凑出家庭、工作、性格等多方面的原因。于个人性格而言，他实在是不适合做官的人。他从未有权欲，也从未弄权，权力从未带给他成就感！但随着职务逐渐升迁，谤亦随之，对一个一心干事创业的人，父亲实在是”高处不胜寒“了。

​        我猜测，父亲厌倦了一些东西！他在各个岗位的工作成效，是可以傲视同侪的；他的资历，也早堪得到提升，父亲任县长时，县委书记因病，即由父亲代行书记职责一段时间。但他也因为坚持原则，“不听话”而为部分领导不喜。

        拒绝县委书记一职，又不屑经营关系的父亲被打入另册。一领导告诉他“不好安排，要自己想办法"。父亲想调到省农业厅去。省厅给了这位工作出色的县长、曾经的农业系统标兵应有的尊重，拿出办公室主任等四个处长的位置任其挑选。关键时候，父亲的老领导李书记也出手帮助父亲，帮他找到了地委一个单位。 父亲最终因为母亲患病等原因，放弃调往省厅工作，接受了地区某委的职务。          

        父亲应当很清楚，经此一折腾，不屑钻营的他，在地区，职业生涯也到了天花板了。但他从来对个人得失不以为意，只是醉心他的工作。 

        父亲在每个岗位上均有不俗的成绩，新岗位也不例外，有诸多可称第一的表现，在此无法一一详述。他亲自部署，培育了一个如今产值达百亿元，惠及从业人员10万以上的***产业。如今，父亲所在的地区已经撤地建市了，每提起这个地方，“中国***之乡”是放在第一位的。可是克服阻力，培育这个产业的父亲，却因为蒙冤，失去了产业奠基人的荣誉。

​        李书记的相助，也许反而害了他。我曾经多次复盘父亲的一生，也生出良多感触。如果他接受县委书记的职务，或是调往省厅工作，更高的平台，更大的施展空间将出现在他的面前。而他的人生，也不会暗淡收场！

​        最终，我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像他这样的人，是不应当从政的。我常想，如果他一直在农业系统，也许早成了小小权威，至少也是高级职称了吧！

​

​        父亲是个爱惜名誉的人，随着职务的升迁，他愈加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用他的话说，一生之中，做官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处，只有坏处！所以，我能理解他对升职的淡漠，甚至，拒绝领导主动抛过来的橄榄枝。职位，于一些人是权力诱惑、是阶层荣耀、是利益通道，于他，则是只有坏处的枷锁！

​        父亲调回地区工作后，县里用一辆大货车替他搬家，新单位安排了几个年轻人来帮助，搬完家后，大家散去。

​        几个月后，这些来帮忙的年轻人与父亲工作了一段，熟悉、了解他的为人品性后，大胆与父亲玩笑称："主任，你把财产都藏哪里去了？"

        原来当日，他们见是一县长搬家，又来了一辆大货车（当时少有小货车），以为有些财物，没想到半车空着，剩下的多是一些烧火的木柴木炭和铁芒萁（一种用来代柴火的蕨类植物）。一张精致一些的木床，是我的祖父手打制的。还有三个锈透，掉了整个底的搪瓷脸盆，叠着放在家里的角落。后来我的祖父见了，动手镶了三个木头圆底。这三个脸盆一直用作洗衣洗脚盆，直到木头底用坏才扔了。

​       父亲提起这件"笑话”时，还乐不可支地告诉我：“当时还运下来一个你母亲用来养鸡的鸡笼，怕是还有味道呢。 ”

​        这个当了四年县长，十年县委常委的官员，银行里没有存款，宦囊空空，拉着舍不得扔了的半车破烂、两纸箱书籍笔记和不多的几件祖父打制的家具回到了家乡。

​        一任县长而至于这么穷，我有必要和读者作个解释！

​        前面说过，父亲出身城市贫民家庭。这个家有多穷，曾来过家里的姑姑乡下同学几十年后这么说：“那时你们家是真的穷，农村里还有几亩地可种，你们家连地都没有……”

​        父亲在中专读书时，因为家里没有房子，放假也不大回家。“妹妹也大了，回家住不方便。在学校农场帮忙还管饭。”他这么说。六个寒暑假，他只回家三次。

       工作后，作为家中长子，父亲很长一段时间每个月都要省下钱寄回家，资助弟妹们的生活学习。因此，从未宽裕过。

　　这个贫家子弟，并没有因为从前的穷困，对财货生出异常“报复性反弹”的占有欲。连合法的利益，他都耻于去“争取”。我把这归结为父亲天性中的善良、正直！他的确是一生都保持着"安贫”的初心。后来，我也曾多次和他谈过，我们家“不该”这么穷，连普通的双职工家庭都不如，他总是回答说：“已经很好了，我那时候……”

       父亲转正定级后，工资是35元，后来转为行政干部，又加了1元，成了36元。但是，每到工资调整时，父亲都把机会让给别人。父亲早早就有一定职务。“我是领导，不能和别人抢。”父亲这么说。于是，这36元工资雷打不动地保持着。直到父亲被任命为副县长（或是县委常委？父亲回忆时80多岁，有些记不清了）时，地区人事局的领导才发现，这个副处级的干部，工龄十几二十年了，工资比他的下属，比刚参加工作满一年的大学生还低！

       后来曾任福建省委组织部长、省委副书记，当时是人劳局局长的陈营官同志知道这个情况后，指示工资部门直接给父亲补贴20元。

​       又出了新问题。到了县人事部门，因没有加薪文件，让经办人很为难，就把20元大概折成四级工资（实际不足四级，每级5元多），一次性加到工资档案中去。第二年开始，隔二三年就普调一次工资，但文件规定一次调过四级工资的不参于调资，所以前两次调资父亲都不能参加。

        地区人事局陈局长又发现这个情况，如果继续执行政策，是否父亲永远都不能参加调资了？为此，陈局长请示省人劳局，陈营官同志批评地区人事部门不懂变通，说是因为父亲工资太低，省里特事特办，每个月给20元补贴，怎么能把补贴作为四级工资做到档案里去，让父亲失去调资机会，这下，不是又把工资往下调了两级？这样，父亲才能参加调资。

​        调资机会失去就失去了，父亲也没有去要求补回来。后来我问他为什么不去补，父亲解释称“时间过去那么久了，怕为难工资部门的同志”，“丢了就丢了吧，反正是丢在国库里，又不是丢在马路上。”父亲这样对我说。

​　　于是，父亲二十多年来相当于只调了一级半多些的工资，从未拿过“高薪”。

​　　母亲也一样。父亲担心别人说他“以权谋私”，曾交待过母亲，单位里只要有加薪、转干、升职，总之分配任何利益，不是人人有份的，都不能争，主动表态让给别人，以免别人议论“因为她那个当县长的丈夫而照顾她”。于是，母亲夜班一天也没落下，老老实实地当了一辈子的工人，至今在单位里工资最低。虽然，和母亲同期工作的，有一些早已经提干升职了！

​　　我的祖父，国家困难时期主动退职回家，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当年被清退的员工一起到劳动部门“讨说法”，希望多少能恢复一些劳动待遇，有一些生活补助，劳动部门工作人员从家庭关系一栏中认出父亲的名字，对祖父说：“你的儿子还是县长哩！”言外之意是一个县长的父亲，大概是不会需要依靠什么劳动待遇来奉养的！祖父归家告诉他，他不用所谓的“影响力”襄助，反而不让祖父再去“麻烦”政府。后来，是否有人恢复一些劳动待遇，不得而知，祖父是至死都没有了。

​        父亲因为“做官”，律己治家甚严。我们小时候，他就交待：“你们出去，不能和别人争执，遇事让着别人点。不然，不管你们有理没理，别人都会以为我们家欺负人！”

        于是，小时候的我，为了不给父亲添麻烦，出去就“让着别人”。小孩子的观察力是敏锐的，小伙伴们很快发现了我的软肋，但纵使受了委曲，我也不敢回家诉说，怕父亲责备我“惹事生非”。后来，我见到别人家的子弟“出去打架不能输了，不能让人欺负了​”的说法时，是非常惊讶的。

        父亲律己治家虽严，对别人却是宽厚得很。这可能是从他“不能仗势欺人”的想法中派生出来的。

　　父亲一生中，家里还出过几件事。一是母亲晚上加班时，受了一个精神病人的惊吓，几乎引起母亲神智失常，后来，脾气也变得暴躁不堪，影响了父亲一生的生活和工作；二是姐姐小时候与小孩玩耍，被撒了有玻璃碴子的尘土，入了眼，几至要“挖掉眼珠子”，后来视力严重受影响；三是我出麻疹时，医生给我吃了感冒药，没有及时发现，导致发病危险。有一次我好奇，问他，怎么从没听你说过这些事后来怎么样了，有没有找这些人赔偿？父亲说：“你小时候跑家里隔壁医院玩，和医生玩熟了，他们喜欢你，看你有些发烧，随手给你吃片退烧药，也是出于好意；你姐姐受伤，是小孩之间的玩闹，和小孩子如何计较？况且后来也治差不多了；你母亲受的是疯子的惊吓，总不好和个疯子去说什么吧？”

​　　父亲对他工作中的旧识，则是一片热忱。他调回地区工作后，十几年前工作中认识的村干部、群众，因故外出经过的，常来家中借住，父母总是热情留客人吃饭，晚上就来我房内打地铺，将床让出来。让客人睡正屋大床，是传统习惯中的尊重。有一段时间，来住的客人多了，母亲深以为苦，因为客人住了一晚走后，她要更换床单，拆洗被子，被面被里晒干后还要用针线缝起来，费了不少工夫。

​　　九十年代初的一天，父亲公干归来，单位一些干部告诉他：地区纪委李书记，昨天到单位暗访了！

​       这位李书记，就是父亲的老领导，大力提携他的原县委李书记。李书记的暗访，也印证了父亲对我说的话，他和这位一生交往最深的领导，所有的事都是“在公堂而不在私室”！父亲的确没有山头宗派，这也是他人生悲剧的部分甚至主要原因吧！

​       父亲对李书记的暗访不明就里。干部们告诉他：因为另一单位动工建设的一座干部宿舍楼，领导据说出了问题，收受了2万元回扣。李治礼书记见我们单位的楼是同期建设的，同一个建筑单位，担心父亲也犯同样错误。

​        李书记的担心不无道理：同期同建设单位，凭什么给另一个局长送回扣，不给父亲送？

​        “我们给你打了保票，说你肯定没问题。”干部们说，“李书记听后，笑着走了。”

        干部说的出问题的事，父亲是知道的。传说收受了2万元回扣款，在地委院内已经是沸沸扬扬。此事后来在Ｍ领导的过问下，采取了非常措施，慢慢平静下来，没有下文。

​        住房难是当时普遍存在的问题，父亲调到地区，第一次单位见面会上，干部就提出：能否给他们解决住房问题？

       地区穷，连处级领导住房都难，但父亲一向关心下属，又有能力，想了办法，建了楼。

​        基建领域是当时腐败高发领域。父亲在筹备建设住宅楼时，十分担心。为了防止腐败，在机关大会上，宣布了纪律：从我做起，领导谁也不插手基建，请干部监督；其他一般干部也不准参与基建建设工作。

        为了这条纪律，父亲当时决定：干部宿舍楼的建设委托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由管理局根据施工进度，提出拔款要求，父亲单位不具体插手基建，只到最后参加验房交钥匙。父亲想，这样，就算出问题，也只能出在机关事务管理局方面，保护了自己的干部。

        李书记来“暗访”时，干部们应该是把这些情况告诉他了，同时还替父亲打了“保票”，告诉他父亲坚持不参加分房，让他满意而归。

​        虽然父亲主动表示不参与分配，​单位的同事还是给父亲留了一套房。大家很明白，没有父亲，这宿舍楼建不起来。可是父亲坚持不要，直到获罪去职后，仍坚持不要，在房改前夕，单位来了一通电话，只要表示“要”，就可以以极低的价格买下来，一转手能挣上好几万元，但这时因蒙冤负着债的父亲还是明确表示不要，最终给了别人。

　　父亲在单位工作了四十年，职务直到正处级，一家人一套房改房、解困房、限价房也没分到，后来，单位集资建房时，父亲拿不出集资款七八万元，自愿放弃了。

      在我看来，父亲可称廉洁表率了。后来，我遇到父亲单位“当年的年轻人”，现在某单位的纪检组长，也对我说：“你父亲是我见过的领导当中，最廉洁的一个！”

​      后来，司法机关为了罗织他的罪行，凑一些数字，好让起诉书好看一些，上穷碧落下黄泉，百般索求，最终，发现他长达三十三年的工作历程，任副处级以上17年，任县长正处级后达11年，连一分钱的违纪，一张“合法”吃喝发票都没有！ 

​         父亲一向官声甚好，在“生活作风”上，也无懈可击。他曾对我说：“过去，我办公室的门都开着，尤其是女同志来汇报工作时，更是这样，以避嫌疑。”

​       而父亲之后多位县领导，有因爱好“舞蹈”而引起非议的，有因睡了下属老婆出事的，有因打麻将被人抓住把柄的，更有因为把工作地当作“选妃场”，年底集中十数位小三“论功行赏”而闻名全国的。父亲主持建设并引以为骄傲，曾独自撑起县财政大半江山的“铁合金”厂，就是在这位先生手中贱卖给私人的。

        我常常疑惑，为什么父亲不抽烟不喝酒不泡茶不打牌，工作仍忙得不可开交，而他人却有那么多的闲工夫？

​        然而，查办父亲，铁石心肠的酷吏（贪吏），绝不会因为面前是个近乎圣人，每个岗位几乎都有居“第一”的成绩，对社会有巨大贡献的正派人，而生出一丝怜悯。他们信奉的是：人都是自私、恶劣、败坏的（这也许是他们内心的贪恶投射在别人身上）。只要走进这道门，就没有“没事”出去的！有贪贿，那就查处贪贿；没有贪贿，那就制造贪贿。这在他们可是轻车熟路的。他们存在的意义，可能也就在这里！

         这样一位县长，不贪不占几十年，放弃的合法利益以万元为单位计算，在他工作的最后两年，思想上是如何基因突变，发生“质”的转变，坍塌式地滑坡，如何贪婪不法，怙恶不悛，成为一地在全省贪腐典型的？ 父亲是如何走进那道门，说来话长。我放在下一节说。但有一点可以预告，父亲所在地的司法机关，可是“拳打地区纪检委，脚踢福建省政法委”，以一己之力，力克层级更高的一地政府和党在一省的政法领导机关，无视父亲上级主管单位党组意见，将他送进“红色监狱”。（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