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迪嫖娼被抓，朝阳公安及时向公众做了披露。公安的通报里面，涉案当事人的名字是李某迪，并没有用李云迪全名，通报里也没有任何要让大家知道，这个人就是李云迪的信息，可以说公安的通报已经考虑到了李云迪的隐私保护问题。这种通报方式也多见于之前公安机关查获的其他涉及明星的嫖娼案件。也就是说公安机关的操作方式是规范的。不涉及到侵犯李云迪隐私权的问题。

至于公安该不该通报这起案件，我认为这不需要争论。公安机关执行的任务是公共性很强的任务，在本案中又涉及到李云迪这样的公众人物，这又加推了这个案件的公共性。另外，这个案件也是在群众举报并提供线索以后才执行的任务。公安执行完任务以后，把这种执行结果通报给包括举报人在内的群众，也是对群众关切的一种回应，也是对公众的一种执法结果的汇报和交代。

如果在这样的案件有了侦破结果以后，公安机关都不需要向公众做个交代，那公众还有什么知情权？本案中向公安提供线索的朝阳群众，还有什么知情权可言？如果任何案件公安都悄悄的操作，操作完了，结果也不向举报者和公众做一个交代，我们的公安机关不成了秘密机关了？这样的话公安机关的存在还有合法性吗？公安做的事情还有正当性吗？朝阳群众的知情权和其他群众的知情权是糊弄人民群众的吗？是写着玩儿的吗？

所以，我不认为公安机关执行公务以后把事情公之于众的做法是于法无据、与理不通。相反，公安机关完全有理由这样做。

在这个案件当中，不是只有李云迪的隐私保护问题，还有公众的知情权问题。这个通报其实是公众知情权需求和隐私权需求的一个平衡型通报。公安机关并没有明显要侵犯李某迪隐私的意图。

本案涉及到的女方，公安机关也做了相同的通报，隐去了中间一个字，用通用的“某”字来代替，和李云迪享受的通报待遇是一样的。

这个通报之所以直接指向了李云迪，最主要的原因，第一是公众对于李某迪的高度敏感，或者李云迪之前在公众心目中获得的易辨识度。鉴于李某迪在乐坛方面的巨大影响力，好多人会自然而然的把李某迪和李云迪挂起钩来。如果李云迪之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就像本案当中和李云迪进行性交易的女士那样是个普通人，是一个默默无为的人，公众也不会立即把他与著名的音乐家，青年楷模、地方城市形象代表联系起来。

另一个原因是李云迪出事了以后，新闻记者在报道的时候把李云迪的全名给报了出来。记者从可靠信源获得的消息，在进行报道的时候，有义务对公众做尽可能全面的报道，否则就是对公众享有的知情权的不尊重和忽视。同时李云迪在没有出事之前，媒体对他进行的报道客观上成就了李云迪，让李云迪获得了可观的知名度和不菲的市场回报率，也极大地推升了李云迪的商业价值。李云迪出事以后要对他的报道考虑隐私的需求，怎么在他出名之前的那么多报道里面就没有这样的需求呢？媒体成就了他，广大人民群众为他奉献了注意力和财力，广大人民群众，在他出事了以后，难道连知道他是谁的权利都没有吗？记者都不需要给人民群众做个交代吗？

李云迪实施违法行为，作出违法事情，让记者们、新闻媒体们闭口不报，或者在报道的时候隐瞒李云迪同志的真实姓名，让民众在阅读新闻的时候，如在五里雾中需要靠自己的猜测去补充相应的新闻要素。这样对记者和媒体公平吗？对民众公平吗？要知道李云迪的名声和财富都是媒体和民众给的呀。难道李云迪违法了以后还可以把自己违法的事情隐藏下去，继续让媒体去报道他光鲜的一面，让广大民众继续保持蒙在鼓里的状态，欣欣然的去给他捐献自己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吗。

之所以写这些，主要的原因在于目前这个案件披露方式有争议，这种披露方式，尤其是个别学法律的大学教授，写了很长的文章，在文章中把这种披露方式指责为侵犯李云迪隐私的方式，而板子又过多的打在了公权力机构，也就是公安机关的身上。

我认为这是误导民众，公安机关在这件事情上走得端，行的正，没有法律程序上的问题。公安机关的执法活动不应该受到无理的指责和非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