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女员工案被告张某被判1年半2021年，本刊曾在都美竹曝光吴亦凡、阿里女员工控诉在工作酒桌上被性侵，一微博用户称两年前被主持人钱枫强奸（当时已报警）系列事件发生后就酒后性侵案采访了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犯罪学研究所所长赵军教授。

酒后性侵案与一般性侵案件有何不同，是否会加大警方侦查界定的难度？在法律意义上，性同意如何界定？

赵军表示，有预谋地让对方醉酒（大量劝酒、灌酒），或者趁对方（自主饮酒后）醉酒之机与对方发生性关系，都可成立强奸罪。在确认发生性关系或存在猥亵行为之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证明被害人在被害当时处于醉酒状态，行为人对被害人实施相关性行为正是利用了这一状态。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醉酒不是指醉驾案件中那种按统一客观标准认定的形式意义上的“醉酒”，而是在实质意义上达到不能反抗或者不知反抗程度的醉酒。

由于每个人的酒精耐受力不一样，醉酒后的表现也不一样，这就要求警方在侦办这种案件时大量取证，包括：双方的交往互动情况、当天喝了多少酒、什么酒、怎么喝的、持续多长时间、平时酒量多大、在酒桌上有什么反应、喝完酒后有什么反应、在送回去的车上有什么反应、到了酒店有什么反应、发生性行为过程中有什么反应，事后有什么反应……所有这些都要通过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嫌疑人供述、通讯记录、视频监控等细致查证，最后进行综合判断，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复杂工作。

关于性侵案件的证明难度问题，赵军表示恐怕不能抽象地说它难或易。横向看，许多刑事案件的证明难度在整体上远高于一般的性侵案件，性侵案件整体上还很难说是最难办的案件类型。纵向看，DNA技术、视频监控、智能手机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客观上是大大降低了性侵案件的取证难度，而不是相反。

我们现在讨论的大部分性侵害案件，并不是那种一个女士月黑风高之时孤身走在路上或待在家里，突然就冒出一个陌生人对她实施侵害，然后不知所踪。大部分的性侵案，加被害双方或长或短有一个交往互动的过程，这些互动留下的大量记录都可能成为证据，比如手机聊天记录、通话记录、资金来往记录、视频监控等等。加之生物检材提取检验技术的进步，性侵案的整体查证难度并没有一些人想象的那么大。作为被害人，关键是要懂得留存证据，并在第一时间报警。

关于强奸罪和强制猥亵罪的问题，在阿里员工一案中，女方最先指控对方强奸，后改为强制猥亵。从刑法的角度看，强制猥亵与强奸最大的区别就是前者没有发生性关系，并且也不以发生性关系为目的，只是实施了性关系之外的性行为。警方对强制猥亵罪的侦查逻辑跟强奸大体一致，也是以构成要件为指引，围绕是否有强吻、抚摸等行为发生，是否采用了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展开，最后结合具体案情进行综合判断。在多数案件里面，强奸还是猥亵是能够区分出来的，当然的确会有模糊地带，如果案件落入这个模糊地带，那就只能“疑重从轻”，认定为强制猥亵罪。这里也有一个坚持法治原则、平衡保护、不枉不纵的问题。

区分强奸罪、强制猥亵罪成立与否的一个关键是性同意。性同意的标准有哪些？

赵军表示警察在实际的办案过程中，女性究竟是同意还是不同意，要结合具体场景来看。“不就是不”，这代表着明确拒绝，但是在实践过程中，你会发现有很多案件中的确没有明确地说不，因为“不知反抗”或“不能反抗”等原因。所以后来又有人提出，只有女方明确的积极同意才真正代表同意发生性行为，而且这个明确的积极同意应该是可核查的、可举证证明的。这个观点从逻辑上看没有什么问题，但在实践中却会遇到贯彻上的障碍。法律实践只能回到根据相关证据综合判断的思路，结合具体场景、交往过程，根据经验法则得出同意与否的结论。最需要强调的，仍是强奸罪手段行为的有无。如果存在暴力、胁迫、其他方法等手段行为，就可推定被害人不同意，除非存在相反的证据。张国强制猥亵案一审宣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