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0月21日，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动北京政变，软禁大总统曹锟，逐清末帝溥仪出故宫，悬赏缉拿吴佩孚，成立国民军，并欢迎孙中山北上。然而冯军只有不足4万兵力，北临张作霖入关，南面吴佩孚反击逼近北京，遂采取张作霖意见，让已无军无势的前国务总理段祺瑞重新出山，充当傀儡，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
1925年9月23、28日，俄共（布）中央确定送给冯玉祥部国民一军价值3,486,596卢布的军火，飞机10架；国民二军价值701,789卢布军火，飞机10架；国民三军3,082,795卢布的军火；另调拨价值741,000卢布的毒气弹供冯调拨使用，许诺给冯2,000万卢布的外汇。12月3日，斯大林在俄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布置：北京新中央政府应由冯玉祥及温和派组成，建立纯国民党政府则不可能。
1925年11月22日，奉系将领郭松龄在冯玉祥的支持下，在直隶滦州发动兵变，所部改称东北国民军，回师关外，直逼沈阳。12月24日郭松龄兵败被俘，次日被杀，张作霖令奉军入关，挺进京津。
1926年2月初奉军舰艇在大沽口外出现，冯军在大沽口设防，以俄制水雷封锁大沽口，一度与日舰炮战。日本人对冯军布雷提出抗议。3月12日两艘日本军舰护卫奉系军舰进入大沽口并炮击国民军，守军死伤十余名。国民军开炮还击，将日舰逐出。3月16日，英、美、法、意、荷、比、西、日八国家联合援引《辛丑和约》海口不得设防之条款向北洋政府外交部提出44小时限期“最后通牒”。八国公使团向北京政府提出要拆除大沽口国防设施，否则以武力解决。同时各国派军舰云集大沽口，武力威胁北洋政府。
北洋政府外务部3月16日午夜答复，称“最后通牒”内容“超越《辛丑条约》之范围”，“不能认为适当”。按《辛丑条约》，只有大沽口至北京一线炮台应予以削平，没有相关条文对水道进行规定。公使团未作答辩。段祺瑞则劝冯部停止布雷。
3月16日及17日，在北京的国共两党开会，徐谦以国民党执行委员会代表的身份同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委决定组织各学校和群众团体在天安门集会。组织者随即率领群众冲击国务院，作为守门的卫兵，冯玉祥的国民军没有开门。愤怒的群众遂有团围、翻墙抓人等举动，受到卫兵阻拦，双方发生口角，相持了五、六个小时，人群直到很晚方才散去。当夜，总指挥韩麟符向李大钊汇报群众情况，李“即表示同国民军的士兵不要搞得太僵，我们还是要争取国民军的”。 3月18日，数千北京学生和市民集合于天安门前开“国民大会”，声言反抗“八国通谍”。上午10时，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北京市党部，中共北方区委、北京市委，北京总工会，学生联合会等团体组织80多所学校共约5000多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国民大会”（即“318”抗议大会）。
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参加大会，大会主席、中俄大学校长徐谦发表讲话，大会决议：“通电全国一致反对八国通牒，驱逐八国公使，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军舰，电告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战。”要求把八国公使赶出中国，并撕毁《辛丑和约》。大会由徐谦、顾孟余、李大钊等公开或暗中主持。大会通过了八条决议。组织者又一次要求与会者去国务院示威。群众害怕被镇压。李大钊登台高呼：“大家不要害怕，他们不敢把我们怎么样！”，与会者中有数百众跟随前往。作为参与者的李葆华回忆说：“由于前一天曾发生过流血事件，我们特意做了准备。每人做游行示威的小旗时，都挑选了较粗的棍子当‘旗杆’，用以自卫。”
大会结束后，游行队伍由李大钊率领，冲向国务院。示威群众公推代表去向卫士长交涉，要求开门放队伍进去，请段祺瑞和国务总理贾德耀出来见面。在执政府内开会的贾德耀等人从侧门离开，而事发时段祺瑞并不在执政府。这时执政府卫队长下令开枪。墙里头最先打响了三枪。枪声骤起，群众前逃后冲，秩序大乱。有记者披露，示威者有人执带铁钉的棍子并抢士兵的枪，《临时执政令》认为游行者“闯袭国务院，拨灌大油，抛掷炸弹，手枪木棍，丛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卫，以致互有死伤。”，被打死的学生和市民47人。伤150余人，包括两名便衣警察、一名卫兵。死者中有刘和珍，李大钊和陈乔年也负伤。当时北京的防卫是由冯玉祥手下五虎将之一的鹿钟麟的军队主要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