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三万里 长安三万里

《长安三万里》史探（3）高适与李白隐藏交往记录略探
（三）高适为何要避讳与李白的私交？（下）

“仆射哥舒翰忠义感激，臣颇知之。然疾病沈顿，智力将竭。监军李大宜与将士约为香火，使倡妇弹箜篌、琵琶，以相娱乐，樗蒲（赌博）饮酒，不恤军务。蕃浑及秦、陇武士，盛夏五六月于赤日之中，食仓米饭且犹不足，欲其勇战，安可得乎？故有望敌散亡，临阵翻动，万全之地，一朝而失。南阳之军，鲁灵、何履光、赵国珍各皆持节，监军等数人更相用事（接连专权行事），宁有是，战而能必胜哉？臣与杨国忠争，终不见纳……”

这道奏疏虽然没有一个字说唐玄宗的不是，但是谁逼着“疾病沈顿”的哥舒翰出征的，持节的几人权力是谁赋予的，监军是谁任命的，乃至杨国忠为什么能拜相，玄宗岂能不知？高适没点破是给皇帝留了面子，但这一系列过失皇帝一样都脱不了责任，玄宗自然心知肚明。不过，这不是朝廷集公议、论赏罚，也不是史笔论功过，高适上疏的主旨既不是批评玄宗也不是追究过往，而是希望玄宗汲取教训，引以为戒，被他点名列为反面事例的有四人，这四人中，高适对李大宜最不客气，此人是宦官监军，高适重点揭露他的恶行，希望玄宗以他为戒，极易引起与李大宜立场相似或想要成为李大宜的权宦们的反感和忌惮，而提及鲁灵、何履光、赵国珍时，高适更侧重于指出指挥权不一的弊端（与他后来反对玄宗分封诸王分镇一脉相承），对事多于对人，但无论如何也是在皇帝面前说了三位大员的坏话——据《新唐书 鲁灵传》，潼关之战前，鲁灵为山南节度使，何履光为岭南节度使，赵国珍为黔中节度使，都是能独当一面的大员，如果心胸狭隘一些，不免心生忌恨。

高适作为一个八品监察御史，一手提拔、举荐了他的哥舒翰还背着投降安禄山的嫌疑（虽然朝廷还没有决定采信与否），回去之后第一次进言就得罪了一大批文武官员，第二次进言又招来一大批权宦和想成为权宦之人的反感忌惮，还有可能一口气开罪了三位节度使级别的大员，史书说他“负气敢言”，诚不虚也！

（当时收到以哥舒翰名义送来的劝降信的几位将领都斥责他以明心迹，高适却在上疏中白纸黑字说“哥舒翰忠义感激，臣颇知之”，非但没有避嫌，反以自身信誉担保哥舒翰的忠心，可见高适并非一味自保、避事之人。虽然两唐书均记载哥舒翰降，但他死后被追封其为正一品太尉，谥号“武愍”，笔者查到历史上十来位谥号“武愍”的人物，结局均为殉国，哥舒翰之子哥舒曜更在不久后成为李光弼的副将，前程未受影响，种种迹象显示，唐王朝并未采信哥舒翰投降一说，高适的证词当是原因之一）

其后，玄宗听房琯之策，决定封诸子为节度使，分镇各方，高适又“切谏不可”，彼时玄宗一行尚不知道肃宗灵武即位一事，但玄宗出逃时不顾沿途父老的“遮道请留”，一意孤行，留下太子收拾残局，关陇人心必然将倒向太子。其后以永王经营江南，既可以控制江南物资以钳制太子，又可以培植自己的亲信势力，如果不这样做，即使太子没有提前登基，只要他实际控制了关陇和江南，避居西南的玄宗也势必被边缘化，所以高适劝阻玄宗分封，和让玄宗放权给太子没什么本质区别，是冒着触逆鳞的风险的。当然，玄宗还是有器量的，虽然不想承担抗敌责任又不甘心放弃权力因而不可能纳谏，却也欣赏高适的胆识和大局观，还给他升了官，夸他“立节贞峻，植躬高朗，感激怀经济之略，纷纶赡文雅之才。长策远图，可云大体，谠言义色，实谓忠臣”（谠言：正直、慷慨之言）。

除了史书上记下的这三次大胆直言，没有记载的只会更多，会忌惮或记恨高适的“敢言”的又何止是李辅国一派？所以《长安三万里》中高适才会说，“朝堂之上，如履薄冰，一步之错，万丈深渊”，并非所有官员都是这样的处境，但树敌极多、令权贵们又忌又恨，更被李辅国一派视为眼中钉的高适的确是如此。李辅国曾数度进谗言诋毁高适，只是前几次没得逞而已，如高适与李白的私交暴露，难保李辅国等人不会借题发挥，小题大做，甚至无中生有，罗织罪名（如构陷高适脚踩两条船，高适离开长安后西去追随玄宗，是在肃宗登基后被召见、收揽的，和从一开始就拥立肃宗这一批人相比立场较为微妙）。

退一步说，即使那些忌恨高适的权贵暂时不能奈高适何，又焉知他们不会因高李二人的私交而对李白落井下石？张馨心在《高适研究论稿》中说，“如果身为朝廷平叛军统帅的高适出面为李白奔走，只能使矛盾的焦点和朝廷的注意力集中在李白身上，反而会导致李白遭受更大的灾难”，若将"朝廷的注意力"理解为"以李辅国为首的敌视高适的权贵集团的注意力"，就比较易解了。

综上，以历史上高适被权贵忌惮敌视、政敌虎视眈眈的形势而言，假如他确实与李白有过不错的交情，则无论是出于自保，还是为免节外生枝、给李白带来更多麻烦，隐藏这一段私交都是较为稳妥的做法（电影中是持节监军代表皇帝问话，不得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