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回答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提问时说：“毛主席去世前一两年讲过，‘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只就这两点，就已经不能说‘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

毛泽东认为阶级斗争为纲；邓小平认为经济生产为中心。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是“一大二公”，不能有私；邓小平认为应该允许私的存在。他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至关重要。没有高度发展的经济，资产阶级法权破除不了，按需分配也就是一句空话。

但无可否认，毛泽东为新中国的建立付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现代西方政治哲学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 把人的自由视为具有普世价值的神灵天使。毛泽东则从人的社会性特点, 把人的自由看作人的实践本性的内在规定。在毛泽东看来, 人的自由是外在自由和内在自由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外在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改造, 变必然王国为自由王国。这是指人们从事创造性活动的外部环境和条件, 即主体化的自然和社会。人们实践活动具有对象化的特征, 其本质在于根据自己的需要改造客观对象。

按照黑格尔的说法, 人的实践具有两方面的功能, 一是克服主观的片面性, 使自己符合客观对象的规律性, 使自己不符合实际的错误认识得到扬弃;二是使客观事物符合人的需要, 不符合人的需要部分得到改造 (这就是马克思的“人化自然”) 。黑格尔认为:人通过改变外在事物来达到目的, 在这些外在事物上面刻下他自己内心生活的烙印。人这样做, 目的在于他要以自由人的身份, 去消除外在世界的那种顽强的疏远性。

自由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本质属性。动物在自然界面前是没有自由的, 只是改变自身去适应自然界。而人则可通过实践活动改变自然超越动物与自然的狭隘关系, 将自然界的外在必然性变成人的内在必然性, 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变必然王国为自由王国。在西方政治哲学中, 伊壁鸠鲁最早把自由理解为“拥有决定事变的主要力量”。

这就把自由与必然联系起来, 然后斯宾诺莎明确地提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显然, 欧洲的旧哲学家已经懂得了“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个真理。马克思的贡献, 不是否认这个真理, 而是在承认这个真理之后补充了它的不足, 加上了根据对必然的认识而“改造世界”这个真理。

在毛泽东看来, 必然王国之变为自由王国, 是必然经过文化认识与改造两个过程。如果只是对客观规律的认识, 还不能实现人的自由, 只有在认识客观规律的基础上, 通过人的实践进行改造, 才能满足人的需要, 真正实现人的自由。显而易见, 毛泽东在这里只是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层面上的外在自由。毛泽东更看重的人与社会的关系层面上的内在自由。

毛泽东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 人民头上顶着三座大山的压迫, 民族积弱积贫, 广大劳动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不仅没有人身自由, 更谈不上政治自由。在他刚刚投身社会时, 就发出了“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呐喊, 以毕生的精力, 探索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实施对中国社会的革命改造, 争得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 人民的翻身解放, 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自由。

毛泽东在建立人民政权以后, 如何保障人民的国家主人翁地位, 参与国家的管理, 强调国家领导干部, 工作人员, 不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 而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从而彻底巅覆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君臣官民的等级关系, 为实现广大人民的政治自由提供了理论前提和实践层面的操控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