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

加入以色列国防军精锐伞兵部队6个月之后，我被派往占领区的市镇。10年前，我曾在那些地方度过了童年时光，而现在，我被分配做一些不怎么光彩的苦活儿：驻守检查站，以及软禁、暴力驱散游行示威的人群。最打击我的，就是闯入民宅，把年轻男人从温暖的被窝里拽出来，进行毫无人道的午夜审讯。我不禁自问：这算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保卫祖国的方式是欺凌平民、剥夺他们的权利和自由？为什么我的祖国以色列要占领和压迫另一个民族？

这一点不是出于反以色列宣传活动的暗示，而是体现在士兵们使用的、那些理所当然的言辞上。当A起床去其中的某个问讯室站岗，他会说：“我去审讯了。”当R看到囚犯们排成长队在他朋友们的M–16枪口下前进时，他会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说：“看。‘行动’（Aktion德语的“行动”。）已经开始了。”即使是N，一个持强烈右翼观点的人，会跟每个愿意倾听的人抱怨说这个地方简直就是一个集中营。M会带着浅浅的微笑解释说，自巴勒斯坦大起义以来，他已经积攒了太多天的服役期，以至于他很快被提升为盖世太保的高级官员。

那些联想实在是太强烈了。当我看到一个1号圈棚的男人透过铁丝网叫来2号圈棚的一个男人，给他出示他女儿的照片，这种感觉就会涌上心头；当我看到一个刚刚被捕的年轻人带着屈从、恐慌以及骄傲等待我的命令时，这种感觉就会涌上心头；当我从镜子里瞥见我自己，震惊于我身在此处，一个记者正身处这个可怕的监狱，这种感觉就会涌上心头；当我看着我周围这大约1 000个人被锁在圈棚里、笼子里，这种感觉就会涌上我的心头。

这个以色列的情报机关就会将一张清单交给掌控加沙城市的以色列伞兵部队，上面都是那些被打得不成人形的青年们的密友的名字。而任何站在大门口的人，就像我，都能看到伞兵部队的吉普车在午夜离开拘留营，驶进被占领的、黑暗的、正在实施宵禁的城市，去逮捕那些据称会危害以色列国家安全的人。当他们坐着军车回来时，我仍然站在门边，看着那些被捕的十五六岁的小伙子们。他们咬紧了牙关，紧闭着眼睛，眼皮后面的眼球鼓鼓地凸出。有时候，他们已经被毒打了一番。士兵们围过来，围观他们脱衣服，围观他们穿着内裤颤抖。

当我从预备役的营房走向洗浴间，我突然听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声。就在我穿着短裤和木屐、肩上搭着毛巾、手里拿着洗漱包走在路上时，我被从另一头的审讯室镀锌铁皮栅栏处传来的尖叫声震惊得寒毛直竖，这尖叫声就像文学作品里描述的那样。从我读过的各种各样的人权报告中，我知道栅栏那头正在发生什么。他们会不会正在用“香蕉捆缚”（banana–tie）[指将囚犯铐在一张椅子上，把铁链的手铐和脚镣连起来，迫使囚犯弯曲成香蕉形，身体拉伸到难以承受的地步。有时，审讯人员还会将椅子抬到空中，然后突然摔到地上，让囚犯顿时不省人事。]进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其他更加残忍的方式？或者他们只是使用简单的、粗鲁的严刑拷打的方式？

因为在这间特定的审讯室，他们并没有在审问危险的间谍、叛徒或者恐怖主义分子。这里没有定时炸弹。近几年来，在以色列树立的各种各样的监狱建筑群中，关押着成千上万的民众。他们中的很多人正在被酷刑折磨。在我们的案例中，存在的问题不在于十几个致命的敌方特工，问题也不在于一系列有限而精确的反间谍行动。被镇压的是一场人民起义，针对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强迫占领。我在这里看到和听到的，是我们国家的全体民众——银行职员、保险经纪人、电子工程师、零售商人和学生，正在监禁别的国家的全体民众——砌砖工人、泥水匠、实验室技工、记者、神职人员和学生。

——摘自【以】阿里·沙维特，《我的应许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