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曹兵武：要说我入行考古，和“诗与远方”还确实有点关系。我1983年高中毕业参加高考，第一志愿就报的考古专业，当时要说了解和喜欢考古还根本谈不上，但的确是想出去找点“诗与远方”，结果被第一志愿中山大学录取了，攻读人类学系的考古学专业。在西方——主要是美国，人类学有4大分支学科或者说支柱，考古学是其中之一，主要研究古人类的物质性遗存包括伴随的环境遗存；还有体质人类学或者说生物人类学研究人体遗存，包括现在非常前沿的人类古基因学；以及文化人类学，国内更多地叫民族学，主要研究不同族群的文化特征及其异同；还有语言人类学，研究不同人群语言的分类谱系及其生物、社会、文化意义等。不难看出，考古学其实是处于一个中间性位置，因为工具、器物等物质性遗存所能反映的文化往往更外在一些，好比是人身上穿的衣服，尽管五花八门，却只是人体的延伸而已；而体质、语言等则比考古资料要更内在一些。但是，考古资料的丰富性对于认识人类自身及其社会和文化不仅是不可或缺的，甚至是不可替代的基础。尤其是古人的一切遗存，包括对自然与人文环境的适应方式，首先都需要通过考古发掘才能获得，考古学对研究人类的过去具有平台性作用。

曹兵武：兴趣是慢慢培养出来的。实际的考古绝对是很辛苦的，学习与工作中并没有那么多诗与远方的浪漫，尤其是野外发掘真的是要风餐露宿、要挥汗如雨地挖土。中国最早的国家考古机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掌门人傅斯年说，考古人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田野考古的辛苦和农民其实是差不多的（大笑），只是要比农民更多地动用脑筋。其实一开始并不明白这么多，就是按照学校安排按部就班地学。听课基本上是照听照记，真正对考古有切身体验和认识是通过大三的田野实习。我们那一届的运气很好。我们一班人共18位同学加上几位研究生，由曾骐老师带队，从广州乘绿皮火车先到杭州，经上海，最后落脚在江苏常州圩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常州市博物馆合作进行1985年度的秋季发掘。圩墩这个遗址实际上是很有名的，主体属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时期，之前已经发掘过若干次，我们这次的运气也很好——考古发现什么往往和运气关系很密切。我们挖出的东西不少。因为当时是学生嘛，没有很系统地进行记录和研究，但是我印象中那次有几个发现都应该算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一个用来摇船的橹保存得非常好，还有不少带有榫卯结构的木块、木片，以及属于崧泽时期出土有玉器的墓葬，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挖到了这个墩上遗址靠近湖沼的部分，地层中有大量的螺壳。当时上海自然博物馆黄象洪老师一直蹲在发掘现场，手把手教我们处理地层中的自然遗存，清理墓葬中的人骨架，进行绘图和照相。这些都很让第一次参加考古发掘的我们开了眼界。发掘完了之后我们将出土遗物集中到常州市区的清凉寺内进行整理，包括拼对陶片、绘图、完善发掘记录，等等。考古实习对于一个年轻学生形成对考古学的最初认识很重要——很多人学考古，课堂上学半天其实并不完全明白，经过实习基本上就会对考古学有了自己的一个判断。我实习归来之后就准备安心干考古了，在毕业时顺利地考上了本校的研究生，还尝试和一批已经在读的研究生合作翻译引进《原始宗教》（威廉·古德著，张永钊、刘诗伯、曹兵武、郦辛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等西方文化人类学方面的图书。

曹兵武：翻译、介绍、学习，多学科综合开展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并不能等同于新考古学。新考古学在我们这里一直是个虚拟的表象，一个召唤，甚至是一个靶子。在国外，它则是一个学派，在英美更流行，强调考古发展到一个不同阶段面临的任务、目标、理论方法手段要做系统性调整，对考古资料要问出更多的问题，做最大化处理，从中提取更多关于古代的信息。大家都知道，考古起步最大的问题首先是断代，通过层位关系和测年技术确定出土遗物、遗迹、遗址孰早孰晚，是什么时代的，然后建立时间和空间上的框架，在时间和空间上对具体的要素与特征展开比较，这是第一要务，所有考古挖出来的东西都要先这样，判断属于哪一文化层，哪个时代，属于什么类型，具有什么特点。建框架的过程就像咱们身后的书架，横的放什么书，竖的放什么，要井井有条，这是传统考古必要的内容，侧重于把这个地层和先后关系搞得清清楚楚，然后对遗物遗迹分类比较，这样在时空框架里就有了文化史演变的过程和内容了，就可以说考古复原了人类的历史了。而新考古学兴起于1960年代以后，认为光这样还不行。考古发现的东西可以揭示更深入的问题，目标不仅是研究时间和空间的框架，有什么没什么，什么特征，早晚如何变化这类问题；还可以研究其背后人的行为模式、人的社会组织，包括人的精神信仰，即透物见人、见社会组织和精神文化，找到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法则。网页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