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伟：大浪淘沙之我党一大
发布时间 ：2021-06-30
建党百年、举世瞩目！
正常国家纷纷来贺、不正常国家酸不拉几——
那我们就是要好好过这个百年华诞，教育党员、振奋群众、答谢朋友、气死敌人。
当我们回顾党的历程，会发现我党是有史以来人类最成功的组织，因为我党的宗旨是毛主席提出的为人民服务，抓住了人类最根本的需求！
这样的党没有理由不成功！
这是因为人是社会性的动物，战胜自然、冠绝全球、推进文明的关键就是互相帮助、彼此协作、服务他人。
所以人心本善，公有制代表了人类发展正确方向，而这一点从我党一大时就确立了！
时间：1921年7月23～31日
地点：上海、浙江嘉兴
代表：出席大会13人，代表全国58名党员
简述：大会确定了党的名称，规定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大会确定了党成立后的基本任务。
一大宣告了党的正式成立。不过坦率说，这其实只是一次非正式的集会，如果不是后来党的成功、这次聚会将湮灭在历史中——那个年代的先驱们寻求救国之路，成立的各种组织成百上千。
广州辛亥革命纪念馆有一面墙深深震撼了我，那是当时中国人尝试的各种主义的一部分，可见探索之复杂、胜利之不易——
我党一大的仓促简单可以从开会细节看出——开会日期是后来才考证清楚的，最后一天是被迫在嘉兴南湖上进行的，会议代表和当时的党员则是大浪淘沙，只有一部分人沿着正确的道路走了下来。
所以当我们在百年大庆之时回顾一大，就更能看到我党伟大而艰辛的发展历程！
1921年7月23日晚，我党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李汉俊哥哥李书城的住宅，今兴业路76号）)正式开幕——
出席者有各地代表13人，代表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包括上海小组的李汉俊、李达，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小组的毛主席、何叔衡，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小组的陈公博、包惠僧，还有旅日小组的周佛海。此外还有2位共产国际的代表：荷兰人马林和俄国人尼克尔斯基。
这些共产主义小组建立的历程——
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陈独秀任临时书记，成员有李汉俊、李达等。这是中国第一个地方共产党组织。作为党的发起组和联络中心，它在建立全国统一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当年12月陈独秀离沪去穗，先后由李汉俊、李达代理书记。
1920年10月，由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3人发起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为负责人。罗章龙、刘仁静、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劼、张太雷等先后加入，成员大多为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骨干。
1920年秋，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昌秘密召开会议，正式成立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推选包惠僧为书记。
1920年秋，施存统、周佛海等在日本东京建立旅日共产主义小组，施存统为负责人。
1920年秋冬之际，毛主席、何叔衡等在长沙，以新民学会骨干为核心秘密组建共产主义小组。
1920年底至1921年初，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建立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春，在与无政府主义者组织的“共产党”分道扬镳后，陈独秀等重新组建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有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陈独秀、谭平山先后任书记。
1921年，张申府、周恩来、赵世炎、刘清扬等在法国巴黎也建立了由留学生中先进分子组成的共产主义小组，张申府为负责人。
……
作为党的最早发起人的陈独秀、李大钊没有参加一大，仅仅由张国焘、包惠僧作为代表，十分遗憾。
陈独秀当时在广州，原因是孙中山正在广州建立国民政府，发帖邀请陈独秀前往就任教育部长，陈独秀前去任职、兼任广东大学预科校长。一大召开时，陈独秀正在为解决政府开销和筹备学校经费而四处奔波，无暇分身。安排包惠僧出席会议。
李大钊当时在北京，一大召开时正忙于筹备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李大钊是此学会发起人之一）；此外当时北洋政府拖欠北京八所高校老师的工资，李大钊帮助老师们讨薪。所以也没时间。
一大的简陋和南陈北李的表现就能看出一二。最后两位派了代表代为出席。陈独秀安排的是包惠僧，李大钊则曲折得多，最后是张国焘刘仁静作为代表。
当时李大钊准备派两人参加，之一张国焘，他是李大钊的学生兼助手、而且正在上海，所以很快定下来；之二是邓中夏、他也是李大钊的得意门生，但邓中夏坚持要跟李大钊去参加“少年中国学会”，所以李大钊又找到了学生罗章龙，然而罗章龙正在筹备一次大规模的工人罢工运动，实在是离不开……最后找来找去，接受这个任务的是小字辈刘仁静。
总之大家都很忙，19岁的刘仁静反而成了这件大事的代表——当然那时认为这是大事的人估计不多，要知道那时候的中国每天都有几十个党派成立、但随即又消失的无影无踪。当时全部党员满打满算才58人。大热天的从北京到上海出差开一个可有可无的会，我估计愿意的人不多。
建国后有人问刘仁静参加一大时的感受，他老老实实说“谁会想到那个会议到了今天会变得这么重要的！”
其实没想到的恐怕不止刘仁静，1938年在延安开展纪念建党17周年的活动，在延安的一大代表毛主席、董必武竟然不记得当年会议的确切日期，所以就使用了7月1日的说法，后来考证清楚是1980年的事情了。
甚至会议历程的记忆也不精确——15名参会者中，陈公博、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没有参加南湖会议，加之有人认为李汉俊、何叔衡也没有去南湖，这样参加南湖会议的为10人，他们的年龄最大的45岁、最小的19岁，30岁以下的9人。平均年龄28岁——这正是毛主席当时的年龄。历史的巧合有时候让我们不得不感叹。
所以大量描述红船会议的画作上是10人——
我讲这些事情的重点并非描写我党一大的简陋仓促，而是向读者叙说我党探索救国道路之难、起点之低、组织之乱，由此我们更为感叹我党学习能力之强、自省意愿之强、发展力度之强。
这从一大代表的生平也能看出。
参加一大的13位代表怀揣救国救民的理想抱负、走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起点。后来因种种原因各奔东西，书写了跌宕起伏、命运迥异的人生。
大浪淘沙啊！
这些代表的道路和结局大致分为五种——
1、不忘初心、凤凰涅槃
一大代表走上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的仅毛主席、董必武两位。
毛主席是万古伟人，而且过去的时间越久、我们越发认识到毛主席的伟大！
董必武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后来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过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代主席。1945年他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历史性的联合国制宪大会，并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现在的南湖红船就是根据他的回忆加以设计和复制的。
2、英勇斗争、碧血青史
陈潭秋、何叔衡、邓恩铭、王尽美四位代表英勇奋斗一生，先后牺牲或病故。
陈潭秋，参与建立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先后担任过江西、满洲、福建等省的省委书记。1935年去苏联，1939年回国途经新疆、留疆工作争取盛世才。1942年他与毛泽民等一起被盛世才逮捕，1943年被残忍地用麻绳勒死。1945年召开七大时，因不知其已经牺牲，还选他为中央委员。
何叔衡，一大代表中年龄最大的，时年45岁。他曾任中央苏区临时法庭主席，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苏区，1935年在长汀突围时牺牲。
邓恩铭，在山东参与创建了共产党早期组织，曾受到过列宁的接见，1928年底被捕，1931年就义。
王尽美，创建了山东共产党早期组织，1925年因病去世。
3、半途离队、初心不改
李达、李汉俊，两人因不满陈独秀家长制作风等原因退党，但仍坚持马克思主义信念。
李达，负责一大的筹备、其妻王会悟也参与了筹备。1923年他因不满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而脱党，后来承认这是一生中“最大的错误”。1949年5月，经由毛主席、刘少奇、李维汉等作为历史见证人，刘少奇作为介绍人，重新入党。
李汉俊，其胞兄提供了一大前期会议场地，他还负责起草了党纲和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3年但因不同意陈独秀主张的中央集权制而退党，1927年因保护共产党人被国民党军阀杀害，1952年被定为烈士，证书由毛主席签署。
4、误入歧途、幡然悔悟
包惠僧、刘仁静。
包惠僧，1927年脱党，后在国民党军校和政府任职。
刘仁静，1926年后成为托派。
1949年后两人均承认错误，晚年任国务院参事。
5、叛变投敌、沦为罪人
张国焘、陈公博、周佛海。
张国焘曾任党和军队重要领导职务，但在长征中另立中央，1938年投奔国民党，成为叛徒。后凄惨死于加拿大。有一种说法是1924年被捕时就叛变、甚至出卖了李大钊。
陈公博、周佛海二十年代就与党离心离德，随后脱党，党亦做出开除和准其脱党的决定。两人随后加入国民党，到抗战期间沦为臭名昭彰的大汉奸。抗战胜利后陈被正法、周判无期徒刑死于监狱，
起点相同、归宿迥异！
当我们作为后人审视他们的一生时，几多感慨、几多唏嘘、几多警示、几多启发。
当我们将视野放宽到一大时期全体党员时，这种感觉越发强烈。
一大时我党党员数量一直众说纷纭，常见的有53人、56人、57人等多种说法，早期的文献则笼统表述为一大代表“代表着50多名党员”。经过长期细致的考证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2016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采用了58人之说。
学历维度：留学日本的18人，北京大学毕业的17人，其他大学的8人，中师、中学毕业的13人，另外2人文化程度不高
职业维度：教授、教师17人，学生24人，报人（记者）、律师、职员等自由职业者10人，弃官不做的3人，工人4人
籍贯维度，湖南20人，湖北11人，浙江7人，广东5人，河北（含天津）4人，山东4人，江苏2人，安徽、重庆、贵州、江西、山西各1人
……
他们基本上都受过中等以上的教育，有的还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同盟会会员，很多是五四运动前后出国留学的知识分子，还有在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左翼青年学生。他们大多数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活跃分子。大部分人的职业是教师、记者或学生。
换而言之他们投身革命、参与建党，并不是迫于生计，也不是为了个人，更不是逼上梁山。他们是自觉自愿地肩负起救国救民的责任，甚至毁家纾难、不惧牺牲，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中国和世界，从而创立了中国共产党。
经过时代的大浪淘沙，这58人大部分坚持初心、坚守信仰，实现了伟大的人生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