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至少那两年常住我家的那窝燕子，怕是找不出原来这家的。三小间昏黄土坯老屋，已被三大间由红砖、楼板搭盖的毛坯房替代，小院的左右也各自多出了东西配房，大抵这便是北方农村最普通的院子制式，比起久仰大名的北京四合院差了太多，父亲管这样的房院叫做“三合院”，可惜那时还都是露着砖头瓦块的场景，除了东配房。
已是初冬时节，西北风一宿宿的不停，无论如何也不能再打外院那个用苫布搭起来的棚子里凑合了。母亲说，入秋不久的一天晚上，我半夜喊梦话，大概说的是“真冷啊······”父亲邀了几个本家兄弟，硬是赶在腊月来临前，把东配房抢着装修了出来。
这间屋子的装修极其简单，父亲兄弟几个又都有些木匠的底子。二伯和四叔只是捡了几扇老房子拆下来的旧木窗，叮叮当当又按在了没有勾缝的墙洞上，旧木窗一直摞在外院石头堆上，风吹日晒，好些框都已经走了形，不是自己的宅院，更谈不上有什么监工，走形的木框，他俩既没给扳正也没拿刨子修缝，反正是按上了，关不严的便用铁钉钉上。二伯说的好：“差不多能用就行了呗。”父亲用土坯在东南角盘了一片火炕，炕旁边搪出个烧大煤的红砖炉子，既能暖炕又可做饭。墙上凑凑合合抹了薄薄的白灰，用洋灰匝地时，地面都没找平，灰不够沙子凑，父亲和大伯完全领会了二伯“差不多”的理论精髓。反正是有了窗子有了炕有了墙皮有了地。
“里头没干，没法住啊！”父亲皱起眉头，他再能凑合也没法让湿答答的墙和地一天变干，要是靠着老天爷晾，那得等到过年六月六了。好在他一定能想出凑合或称为捷径的法子。父亲征用了喂狗的破搪瓷盆，找来废椽子，劈成大块，点了火，做成炭盆，端进屋里烤。说是烤，不如说用烟熏，每每添木头，我都抽抽鼻子流着泪，像挨了揍一样。熏了三四天，墙皮算是有了干巴，好歹是间屋子的模样了。父亲用指头按按墙皮再抠抠地面，皱起眉望着四外阴沉沉的天，自言自语：“不论怎么，后晌也得搬。”
当我们从苫布窝棚搬进去时，母亲瞅见的便是发黄的似带了云彩纹路的墙和灰黑中还有片片皴裂的地，屋顶新铺的苇子竟然已经结了灰絮。我却欢天喜地的疯忙着，至少有个红砖的新房子了。
剩下的几间房原样毛坯，父亲扯出后秋里用来盖玉米棒子的旧塑料布，布面已经有了窟窿，他折了几折，找来锤子钉子，叮叮当当堵上西配房的窗洞，权当杂货间。他颇有希望的嘀咕，等来年开春，到时候有点钱了，再踅摸着装修。年下已近，母亲瞅着这景象发愁，却没有法子，只平添了叹气的次数。
毛坯筒子能盖起来，已经很不容易。父亲早就下岗，欠的工资要了好多回，到老主任家喝了好几次茶，到了没个音信。家里处处用钱，父亲只好背上铺盖卷捡起爷爷传下的半吊子手艺，跟着村里人到工地上当木匠，一年干不了几个月，入冬更是没活，若是跟了本村爱耍大牌的小包工头，工资全被他输进去，年根儿竟开不出支来，乡里乡亲，总归抹不开面去翻脸。母亲每隔一个来月带我到县里探望姥姥姥爷，快回家时，姥姥总把平时攒下的姥爷单位发的香皂给母亲装上几块，总是嘱咐：“别跟他老舅儿说啊。”母亲脸色也总不太好。我还奇怪，不就几块香皂么？直到又一次回到家里，我见她从其中一盒里抽出好几张票子，那票子整齐的折了两折，捋平时还嘎嘣脆，母亲一向要强，却红了眼。
可能我还是太小，可能小孩子本就没心没肺，看着几间敞亮大房，没窗没门，从院里一眼扫去，几乎能看见所有的角落，好似某种透视的图画，我倒没觉着不好。北房后面就是主街，我能清楚听到街上来来往往的路人，或是买卖招呼，或是戳堆闲聊，或是谩骂口角。
西街壁儿是卖火烧的小店，经常传来“要一块钱的”、“来四个火烧夹肉”、“切半斤肠”这些微诱惑的声音。几个无聊的婆子，扎堆磕着瓜子，编排谁谁家婆媳俩又打起来了、谁谁家的闺女又跟外头人跑了。偶尔听得我的几个同学在大街上疯了似的追逐叫喊，还有谁家小兔崽子因为搋和了街上堆的棒秸秆垛，被本家大娘逮到，正呲儿的厉害。
我最心上的是常在晚饭时推了自行车出摊的“史大肚子”。他五十多岁，瘦长窄脸，额头和脸颊的皱纹有如刀刻，眼角往下耷拉，不像是个热情的老板。他行头常年不变，总是头顶绿色解放帽，帽檐已经拧巴，上着军绿色坠了“五角星”纽扣的老款外套，粗布黑裤子下面蹬着已经磨出毛边的黑布千层底。他的自行车更是老款，比父亲的大二八窄且长，没有车梯子，大梁下头插着一截木棍，当作停车时的支头，车后架上就是那一大笸箩带着香味儿的牛杂碎。
他只在刚擦黑的时候出摊，趿拉着步子，沉重且缓慢，旧飞轮“咯嗒、咯嗒、咯嗒”从不着急，和上能拐三道弯的吆喝：“牛~杂碎~来~，似比小曲儿的清唱悠扬，在秋寒的不觉堆满枯叶的曲折胡同里徜徉，在冬日的过早恢复沉寂的清冷夜色中飘荡，让还在归家路上的只觉幽深又温暖，让已经窝在家里的多份安宁又遐想。
日间我倒也在亲戚家尝过这吃食，咯吱咯吱的嚼起来蛮香，可母亲从不许我多吃，说牛杂碎为啥只晚上才来卖？黑灯瞎火，看不出没剃净的牛毛。我家几乎从不买，只有一次，父亲带我打完退烧针回来，正好碰到史大肚子在胡同口吆喝，我已经有几天没正当吃过东西，闻见他笸箩里的香味，忍不住咽了口唾沫。父亲像是听见了，他低头问我：“想吃不？咱也称五块钱的。”史大肚子抻出粗木棍支住车子：“才来五块的？今这锅香！称十块的，多给点。”父亲已经递过五块，笑着说：“老表，咱来五块的你就不多给了？”史大肚子不再言语，只把秤盘往笸箩里一杵，打平秤杆，掏出打火机“哧”的一声点着，小火苗喷的老高，他看看秤杆，收起打火机，抖一抖秤盘，收一收秤砣，再点着看，然后再抖一抖，再收一收。街上更没有别人，昏黄跳动的火光起起落落，竟是唯一，这点亮光把我们围在一个模糊的圈里，忽闪中，映出史大肚子的专注，映过父亲半堆的笑脸，在忽明忽暗中拉长又都消失。这一丝热量，仿佛把周围的寒冷都排挤了出去，我的身子暖起来了。史大肚子托着秤盘装塑料袋，系口儿的时候，他娴熟的往笸箩里抓起两块什么，扔进袋里：“老表，这可多给你打了一两！”父亲忙不迭地接过来，干笑了两声：“嗨，等下回，咱还照顾你买卖不是？”
回到家，母亲正烙得了一张大饼，父亲拾起来撕下小半张，那天然的断口层层叠叠，还喷着热热的气，透满了油亮，他捡了袋里的小块儿卷给我，那香味、那嚼头、那满嘴的油乎，一直烙在我的舌尖上，裹进我的脑袋里。
搬进乌烟瘴气的东配房后不久我便放了假，四十多天的年假，当学生真好。父亲本来也有假，以前在铸造厂里，最晚到小年也能收官，他工龄又长，虽说是合同工，在亲戚圈子里论工资算是底气硬的，年下时可以踏踏实实阔上几天。母亲说，八十年代末，厂子里效益顶峰的那几年，父亲的堂兄弟们相对象时，常借他烫好的工作服，戴他银白的老上海。父亲后来下岗，不得不当了木匠，回厂讨要工资的时候还见他很小心的翻出工作服来穿过，钱却一次比一次没有着落，再往后，他便踏踏实实坐稳了木匠。爷爷教会的手艺不多，建筑摊上能用到他的，无非是开个檩条、打俩窗框、楼房浇筑的时候帮忙支些板盒，两三季下来，几件工作服早就皱皱巴巴沾满了油漆或洋灰点子，父亲再也不像早先那样隔上两三天就打理了。
他也不再有什么假期的概念，眼巴前都是零碎活，今天刨木头明天收拾旧砖，从早忙到晚，第二天依旧，似乎活儿会主动找他。有时见他抱着镀满茶锈的双层老板杯发呆，泡的茶常是镇子茶叶店里五六十块一斤的茉莉花，他喝不惯村里集上卖的那些，说只有店里的口儿才正。茶总是沏的酽酽的，第二轮他会细细的像模像样品两口，其他的则咕咚咕咚一气灌下去，喉头便跟着一起一伏，像极了爷爷给牲口卸套时饮水的老驴。母亲偶尔会帮忙，但她的主业却是择秦椒——这几乎是村里家家都依赖的经济作物。敞着的毛坯房里堆满一捆捆的秦椒秧，母亲坐着“小床儿”（小个木板凳），面前地上摆起三四个口袋，抻出一捆，打散，挑着品相摘，又红又大者为上，又绿又小的最下，投进不同的口袋里。品相上等的，赶上行市，能在收椒的二道贩子那卖到五六块一斤，这是开春前家里唯一的进项了。
毕竟干的是体力活，毕竟临近年下，每顿饭也都有盘像样的肉菜，一小盆红烧肉我们仨能吃上个四五天。
母亲见我期末考试还不错，便没再像往年那样监督我的寒假作业，于是我可以撒欢的玩了。骑上大二八，后架带着间壁的老弟到村外遛圈，风呲的鼻涕止不住，自有痛快；找到临近胡同的几个玩伴，在土堆上掏一天洞，头发根鞋窝里都是土，不觉得寒碜；蹲在自家北房窗框上，看父亲提着水管子浇水洇墙，也能混一天。年下越来越近，爆竹声已经从稀稀拉拉到响声隆隆，家家户户便越来越热闹，年味也便越来越浓，我则越玩越疯。到了糖瓜祭灶，母亲拿来几根粘牙糖递给刚刚“来啪儿”输完回来的我，说，你就玩吧；到蒸年糕时，母亲一边往热气腾腾的笼屉上洒江米面按红枣，一边透过蒸气觑着眼看鼓捣卡片的我，嘟囔，还没见你拿过笔呢；都要扫房顶擦玻璃了，我依然没有打开书包的迹象。
母亲在炕头抱着装钱的小皮包，一边算计着还有哪家亲戚年根前必须转到，一边跟我叨咕：“你可别老押着作业不写，小心欠下年关的债。”
我才不管这些，好容易等到放假，好容易不用去上学。
上学多苦啊。冬天日头短，每天早上我都黑咕隆咚的去学校赶早自习，晚上又顶着星星回来。每每孤零零穿过村里的小路，想着平日里存下的鬼故事，自觉的吓唬自个。听东头的“歪脖儿鸡”说，有人看见村东的一个老坟包子裂了，打里头钻出个白色的狐仙，蹦啊蹦啊，蹦到了天上，把西边的天都给踩低了，我偷偷的观察，那几天西边的天确实又阴又沉。“老骚斌”这家伙也添乱，他家住村南河边，说有一天早上五点多，他找“老九子”去上学，看见了传说中的“黄狸皮子”，一人多高的大个，粗尾巴翘着，尾巴头上挂着小红灯笼，谁要是跟着灯笼走，谁就中了它的迷魂阵。“老骚斌”还宽慰人，说这东西不害人，就是喜欢耍着你玩，他家就有个远房伯伯，半夜打麻将回家，中了“黄狸皮子”的招，第二天早上这人发现自个竟睡在一个烂河坑边上，好在坑里没水，里头全是他踩的一圈圈的脚印子。
我上学的路上，又有老坟包又有烂泥塘。好容易到了教室，手早冻得发木，挤进角落的煤炉子前烤火，手慢慢化过来，指头尖又麻又痒，那滋味能钻进骨头里，千万别搓，一搓更疼，都能熬出眼泪来。下午四点多教室里就看不清字了，学校里没有接电，我们便点起各种蜡来上自习。我用捡来的红皮粗电线缠了个带把手的空心烛台，刚好插上一截短蜡，天天像阿拉丁神灯似的端着；“歪脖儿鸡”竟找了个“万紫千红”的铁盒，借人家的蜡油滴上，再戳个松木头儿当做灯芯；老骚斌甚至异想天开的找来废旧的手电筒，琢磨着怎么把点着的蜡烛放进去，他想把烛光也给聚上一聚。课本上、木桌上、甚至头发上都能抹上蜡油，我则喜欢把蜡油滴到手指头蛋上，烫但刚好能忍受，油一干便能揭下个完整的指模来。
我战战兢兢上学赶自习，老老实实点蜡写作业，小心翼翼准备着期末考试，唯一的希望便是过年。还没进腊月门，放学时我便盯着天上的星星跟同学显摆：“三星正南，就要过年”。想着熬过期末考试便是年假，看着路边小摊上越摆越多的新奇玩意，盘算着，若得上压岁钱选哪个盼久了的宝贝。
好容易得了奖状，好容易熬到放假，父母很忙，我很快乐。
我东晃西晃，打发着时间，完全不像个学习好的孩子。直到年根前的一个中午，我在胡同口看见正在街上溜达的老九子和老骚斌，他俩是叔伯兄弟。老九子圆脸长得白，老骚斌长脸面色黑；老九子身子矮胖，老骚斌干巴瘦高；老九子笑起来是眯缝眼儿，老骚斌不会笑只会瞪着两只大黑眼眨巴。
老骚斌冲我扬了扬下巴：“嘿，玩哪？”。
“嘿”，我也把下巴扬回去问：“你们这是去哪溜达啊？”
老骚斌嘴里嚼着皮糖，慢吞吞说：“啊？我们？买摔炮去。你作业写完没？”
我一愣，没想到他居然问我作业的问题：“没哪，那么多，一整本《寒假生活》，你写了？”
“还没写完？我俩都写完啦。这不，才出来买摔炮呢。”老九子立刻接过话头，眯着小眼做出吃惊的样子，接着又仿佛恍然大悟：“哦，你家盖房呢，忙的呗！”。他摇晃着脑袋：“我俩先干掉作业，再可着劲玩儿！”
“可不是？早写完了。”老骚斌抹了抹鼻涕，“走，买炮去。”
他俩的话好似一盆冷水，等我回过神来，俩人早溜达远了。我怎么咂嚒怎么觉着不是滋味，心里越来越发虚。
这两位不算学习好的，平日里见惯了他们主动套近乎，问我题目抄我作业。别看老骚斌两只大眼扑闪着灵光，却是傻愣傻愣，成绩中下游，脑瓜子偶尔冒一下灵光，有难解的数学题给他捣鼓出古灵精怪的解法，颇让老师刮目相看，但转瞬便被召之即来的调皮捣蛋给清洗掉。班主任让大家吃了中饭下午早来，能多自习一会，他为了响应号召，中午居然不回家，直接找了个罐头瓶，借点小卖部的热水泡面，班主任刚夸了他，下午就收到科任老师的小报告，说老骚斌一下午竟抠哧罐头瓶吸溜泡面了，还说是因为没筷子。老九子学习劲头倒挺强，只不怎么得法，刚做过的题目常常转头就错，然而他大哥学习好，经常督促他，有那么几次考试他居然进过前十名。
想着他俩勾肩搭背说笑的身影，我没了心思晃荡。耷拉着脑袋回到家，母亲正洗衣服，我从炕角扯过书包，掏出《寒假生活》，掀开炕上的褥子，腾出一块“书桌”，又从犄角搬来个“小床儿”，对着炕沿闷头坐下，唏嘘了好一会，才鼓足气，翻开一字未动的本子，走进真正的寒假生活。
大概是下午一点钟的光景，母亲正拾掇沙发上的脏衣服，见我拿书本，便端着盆子出去了。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我还在趴着写。母亲进屋看了看说：“歇一会再写吧。”我含糊的哼了两下，没有抬头。到四点来钟，屋里已经十分昏暗，我闷着头，感觉还能坚持。母亲拉开灯，我眼前一亮，面前伸过来两个苹果。苹果是初秋时母亲用半大口袋麦子从街上换来的，存在旧洗衣机里能放好久，平时来客的时候便是摆得出来的吃食。我这时的心思全在数学题上，推开苹果，继续扎着头算。没注意天是什么时候黑下来的，只是忽然又听见街上传来“牛~杂碎~”的吆喝，我才抬起头，放下圆珠笔。我揉揉昏花的双眼，伸了伸懒腰，无比的轻松。
三十多页的《寒假生活》，原本是一天写一页，竟然被我一个下午给干掉了，我很吃惊于自个的战斗力。像是欣赏喜欢的摆件似的，我翻了又翻，摸着纸页间凸起的字印，沉甸甸，竟有种厚重的感觉，确是写完了。
母亲在熬粥，见我终于站起来，和声问：“还写不？歇会儿，快吃饭了。”
我装作很不在乎的低声道：“这个《寒假生活》，我给写完啦。”
“那敢情不错。”母亲正搅和着棒子糁儿粥，她看看我说：“你帮我瞅着点锅，勤和啦着点，别糊喽！”
母亲出去了，我拿着勺子，闻着这新碾棒子糁儿的香味，咽起唾沫来。不过十来分钟母亲便回来，手里却多了几个红色的小纸盒。她递给我说：“给你买了几盒摔炮，拿着玩吧。街上人叨叨，今儿晚上村两头的‘秧歌会’一块‘踩街’，吃完饭了看看去，都憋一天了。”
看见这几个红色小纸盒，我顿时大喜，一把接过来，迫不及待地拆开一盒。纸盒只有香烟盒一半大小，里面整齐的码了两排红色的小炮，没有引信儿，果然是如假包换的摔炮。这种炮只是爆竹家族里极不起眼的小孩儿玩意，别说二踢脚，连小鞭儿的威力都赶不上。然而在我们这帮混小子眼里，它确是极好玩的。
摔炮是一种受到外力冲撞才会炸响的炮仗，捏起一个来，对着水泥地或墙用力一摔便能响。这种小炮玩起来有滋有味，在一帮野小子手里可发挥性极高。从兜里漫不经心掏出一支，看墙边正有人聊天，瞅冷子对墙面一甩，谁都没看见怎么回事，只听“啪”的一响，聊的正热乎的几位猛然一惊，四外张望便骂起街来，扔炮的千万别跑，还得装作不知所然的瞅着他们，无辜的表情一定要做到位；若是提前拿出几支排放在马路上，站在旁边等着，可以跟同学堵到底哪辆拖拉机的哪个轱辘能压响，又会臭掉几个，要是司机回头张望检查，一定是刚出炉的新手；若是有弹弓子更好，装在弹弓上打出去，炮程远，能打到很多臂力够不着的地方，常常用来骚扰房顶棒子囤旁成群落的馋嘴麻雀。前些日子电视机上正在热播《小李飞刀》，这摔炮更是成为小伙伴们出其不意信手拈来，仿做飞刀一样扔来扔去，玩转装酷的不二法宝，满大街都是装出来的咳嗽：“咳，咳，吃我一刀······”
年下放炮天经地义，母亲却总不让父亲多买，除了不放心外，还多少能省下几块钱来，毕竟一盘100支装的“二踢脚”就要卖到十几块，都够剌二斤猪肉了。然而不买是绝对不行的，小年、大年跑不了，总得拉上几挂小鞭儿冲冲喜气吧；三十儿下午到祖坟上 “请老祖宗”，总得来几支震天响的“二踢脚”告慰祖宗一年来的庇佑吧；正月里“逢五”的当口，也总得在早清儿和晌午吃饭的时候整点动静吧；拜年的亲戚来了，就着热闹气，怎么也得来上几个响动凑凑热闹吧。父亲每年只能算计着买上有数的几挂小鞭儿，再凑上几十只散装“二踢脚”。有道是：“姑娘爱花，小子要炮，老爷子要顶小毡帽”。我没有姐妹，用不着买花，爷爷更从未跟我家要过什么毡帽，可我的炮仗总是不够放。
我喜欢放炮，经常伙了胡同的小健，去捡别人放鞭过后，蹦出来没响的挂落儿。每每跟他出去耍时，他总能揣上四五个“二踢脚”，每次他都让我带包洋火，主次高下登时立分。小健放炮有经验，就是别在大家都响的时候放，那自然显不出自个的货了。瞅街上人多时，蹲在马路中间立上一个，带着孩子走路的人，都停下来躲开，仰头看着，“咚、当”双响，便有好事的论一句：“嗯，这炮打的高，是镇子里买的？”等走到河边，他在河沿上摆块半头砖，把炮平躺放在砖前，抓把黄土，垫好炮管的角度，“咚”的一声，射出一条优美的抛物线，“当”一声，河中上空余音袅袅。河里结了冰，但又不太厚，我们便拿石头砸出个小窟窿，把“二踢脚”平按到冰下的水面，趁着引信没湿透时点着，看着它在冰底蹿出老远才炸，我们管这个叫“二踢鱼雷”。我偶尔得着一支二踢脚，便像宝贝似的揣着，总是先捡了各种小炮儿放，等着小健是不是还有新发明能用上，往往一下午过去，二踢脚还别在我裤袋上。
说到摔炮就不同了，饶是小健的家里也很少买给他，这算稀罕物。我细细的摩挲着它印刷粗糙的盒子，数着里面的炮仗是不是有30个。我大方的一下抽出三支攥在手里，做出李寻欢扔飞刀的标准姿势，嘴里“嗖、嗖、嗖”的辅助了音效，朝北房的砖墙甩去，“啪、啪、啪”三声，刺耳、敞亮，这响声和着回音在几间毛坯房里来回绕圈转悠。
这时的街面，已经上了不少人，乱哄哄的正热闹起来。有些吃饭早的家主儿，已经提前凑到大街上等着看“秧歌会”“踩街”了。
“踩街”是村子里极热闹的农民自发组织的娱乐表演。很多村子都成立有自己的表演组织--“会”。过年的时候，外头干活的老爷们儿都回来了，地里又没活，闲汉们也乐得离开守了一大年的麻将桌凑起热闹。大家都有空儿，都觉得必须乐呵乐呵，喜欢热闹的头子们正好张罗组织“会”的表演，除了本村演，大头儿是串村儿去别家的大队巡演。这些表演不会特别专业，只图个玩，表演的人也不分男女老幼，技术要求不太高，能出上力气、爱出风头的都可以上；这些表演也不挣钱，戏服、大鼓、嚓、铜锣、唢呐等家当，大都是凑钱买的，各村大队只在场地上立几张桌子，摆上茶水、烟卷，碰到村里好卖派的主顾，兴许能扔上几包赏烟，要是赶上晌午了，负责的大队干部会找跑腿的从商店里买来蛋糕给大伙发一发。
我们村子有好几种“会”：普通的是“秧歌会”、“小车会”，有技术含量的是“钢叉会”。前两个不经看，大伙只图个敲敲打打地热闹劲，偶尔碰到“会”里有好装疯卖傻的耍起来，才有看头。“钢叉会”不错，颇有武术的痕迹，钢叉中间是缠了彩布条的木柄，两头各装着一个三尺的金叉，金叉的尾部有活动的金属响片，耍叉的人常得赤膊上阵，最不济也得是武行的对襟小坎，耍叉需要靠胳膊伙着肩膀一块运劲，搓叉、抛叉、滚叉、转叉，很是需要几分技术和力气，换到晚上，直接用浸了柴油的布条子裹住金叉，还能表演更刺激的耍“火叉”，火叉一转，火油点子溅的四处乱窜，很是惊险，但凡这表演的当口，若是听到大队部喇叭广播村里的赤脚医生速到，那一定是又烧了谁的胳膊或面皮。十里八乡说起“钢叉会”，我们村可是蝎子的粑粑——独一份，很是让我们自豪。其他有名的还有高林村的“狮子会”、常乐福的“少林会”、张家庄的“龙灯会”、西安府的“高跷会”。好些会都需要不小的技术含量，有一定的危险性，得拜了师傅刻苦练习，出了徒才能代表本村子出“会”，免得给自家的头子丢人现眼。父亲说我们村的“钢叉会”就常有外村的来拜师，钢叉多沉啊，他就见过有的舞叉时，扔上去再下来“滚肩”时没接稳，直接把手腕砸肿了。父亲说耍钢叉必须用巧劲接，每次有表演，我都紧盯着，至今不知道什么是巧劲。还有少林会，我常听有常乐福村子亲戚的伙伴提起，谁家表兄翻跟头时窝了脖颈，谁家舅舅耍大片刀时差点削掉鼻子。
我自己唯一见过失误的，是一个踩高跷的邻镇小生。
每年正月里看会是村里所有人期盼的固定娱乐节目，过了初三，送完“老祖宗”，各种会便开始轮番上马，都在村里大队部的场院表演。场院四周堆着好些拆房的烂木头，墙头修的又宽，都是我们这帮野小子最喜欢抢占的有利地形。每每来了会，村里的大喇叭都广播一下，不论什么时候，我和小健，都是听见就往外跑，连我家一年一次请爷爷奶奶吃年饭的日子都不例外。“秧歌会”来了，“小车会”来了，“龙灯会”来了，虽然见多了我也觉得一般，但那儿热闹啊，这时节摆小摊卖零食、卖玩具的几个大佬会倾村出动，半拉正月都围到这个地界来，并且只有跟这儿在这个时候，我才能提前吃到猫头雪糕，这当然是我们孩子眼中的天堂了。我最喜欢看的便是“高跷会”，那回大喇叭广播的时候，肯定是请爷爷奶奶来我家吃饭的时候，因为我从饭桌上跑时，父亲还怪罪我不等长辈们吃完。胡同里我迎头碰见小健，那几天我正和他闹矛盾，上次看“狮子会”时他把我从墙头挤了下去，这时候猛然碰到，不好意思不打招呼：“走，看高跷会去？”
“好，咱们跑快点，能占好地。”他竟然很痛快的跟上我。
转弯到主街，好些人都往大队走，我俩看见有脚快的或是一直在那盘踞着的，已经从烂木头堆爬上墙头。当我俩气喘吁吁也爬上去的时候，进村的锣鼓才清晰的传过来。我很惬意的看着墙头两个叫不出名儿的高年级家伙，正端着打塑料BB弹的步枪和墙下握着手枪的“二蛋”对打。
墙头人用的是十块的压气玩具步枪，射速高，子弹能装几十个，他俩不紧不慢的压杆、射击，笑道：“来呀，二蛋，快捡子弹，你不是爱捡嘛，捡哪，哈哈。”墙下“二蛋”拿的是三块钱靠扳机发力射击的手枪，只能塞十来个子弹，没什么射速，还常常打空，“二蛋”眯着眼左手挡着半个脸，脑袋又点又闪，躲过面前飞来的子弹，只一个劲的往上打，子弹球落了一地，他丝毫不敢分神去捡。一包一百发的子弹，小摊上要卖到一块钱，要不是前年我用气枪打伤过别人的脸，挨了顿大揍，被父亲撅了枪，我都想下去捡了。
在街上一帮人的簇拥下，“高跷会”终于在震天的锣鼓点中进了场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戏服，绑的一米多高的木腿子，我一直分不出他们都是什么装扮，只看出是一群高个家伙，转着圈，有的拿着扇子单腿蹦跶做鬼脸，有的两个一组叉腿抖着花袍子互斗。小健看的倒津津有味，似乎瞅出点门道：“看，打头那个，举着两个木头棒的，一身黑，系板带，这是‘开路鬼’，是武松变得。后头拿着鞭子，穿红色衣裳的是‘小婴哥’，他是给武松赶马的。再看后边那个，带草帽的，扛了扁担，就是拼命三郎石秀。还有还有，穿大绿宽袍舞红扇子的那个，像个书生，应该是‘傻公子’。那戴着大胡子的老头就是渔翁了，你看，还跟那儿假装撒网打鱼呢。”我伸长脖子顺着他的指头看，还是没分出个所以然来。我很好奇他怎么懂得这么多，我倒疑心，他是不是把“开路棍”替换成了“开路鬼”，把给武松送行的“小郓哥”误记成了“小婴哥”，反正这些人物也不知是谁人在哪里把哪朝的给凑了一堆儿。
“诶？诶？”小健忽然扯着我的肩膀喊：“快看‘傻小儿’，开始调戏那彩旦‘傻妈’了。”果然顺着他指的方向，我看见一个扎着冲天翘小辫的坏家伙，正缠着一个穿着花袍、呼扇着大蒲扇扮成妇人模样的人，他正一门心思往那妇人的怀里钻。那妇人描了重重的红唇，左下巴颏还点了个大痦子，脸上又擦着过多的白粉，额头的褶子把白粉压出一道道的印儿来，正拿着扇子扑闪那坏小子，又粗又老的大手露着，分明是个中年大叔。这时有人打起了呼哨，笑着吆喝：“傻小儿要奶喝哪，傻妈快解衣裳！”起哄的人都打起精神来，“傻小儿，上去，扑上去！”傻小儿像是获了圣旨一样，一次又一次往傻妈怀里冲，做出要扯衣服吃奶的滑稽模样，都被那大扇子给打了回来，他翘着辫子满场疯跑卖傻，脚步却丝毫不乱，场子外已经有喝彩赏烟的了。傻小儿忽然不傻了，他跑到有烟的地方，木腿子交叉，随着鼓一点点往下蹲，木头腿子叉的越来越开，我们都紧张的盯着，有叫好的已经开始跟着喊：“下，再下，还差点！”忽然，傻小儿一个猛蹲，屁股差点着地，只见他伸手一掏，香烟已经在手，他一下子蹦起来，人群立马爆出“好”来。
场子上已经有人搭了一高一挨两张木头桌子，看来有人要表演高跷的拿手绝活“跳桌子”了。一个公子模样的已经在矮桌子前单腿蹦着，他把扇子扔给敲鼓的人，撩起袍子在腰间打上结，很轻松的跳上矮桌，他运了运气，又立刻跳上高桌，他掂量了掂量地形，转过身子，这时已经有同来的几个人扶住高桌，看的人都屏住呼吸，不再大声吆喝，似乎将有什么大事发生。小健告诉我，这个人要表演后空翻了。高桌就得一米，木腿子一米，再加上身高，我胸口莫名一紧，手心里都是汗。这时鼓敲的更响，桌上的公子还心不在焉的随着鼓点晃悠，木头腿敲的桌子咚咚乱响，我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他却没事人似的向大伙扮着鬼脸。忽然，毫无征兆，他旱地拔葱，直接来了一个后仰，木腿子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刹那间竟稳稳的落地了！
“好！”“痛快！”“再来一个！”震耳的叫好声四起，大伙终于把憋着的气一吐为快。我还没回过味来，那公子已经劈着叉炫耀了，十来包赏烟，从不同的地方扔进场子里。
这时另一个公子打扮的人过来凑热闹，正准备下腰叼烟。他把身子后仰，继续后仰，只见他脖子直直的往下够，第一次没够到，他甩直身子，蹦了两下，继续下，这回眼看嘴巴就要沾到香烟盒，忽然，他一个倒猛子却扎了下去，摔了个狗啃屎，门牙好像都磕掉了，人群里立马有人喊了倒好，嘘声一片，那人马上被同村的扯了下去。
“看那边，”小健耸耸肩，“‘开路鬼’准备跑路了。”果不其然，武松打扮的家伙两手敲了敲木棒，把棒子在手中旋了几圈，踩高跷的都开始往场子的入口聚，“开路鬼”敲着棒子就要往外迈，入口处的人群却没让出路来。
一两个闲汉把烟卷从嘴里拔出来，大喊：
“诶？烟还没叼完，别走啊！”
“嘿，接着叼喂！”
接着三个、五个、十个，起哄的跟着变多，都涌到场子门口，本来入口就挤，这一涌，底下的人都跟着窝在口那。“别走啊，再叼一个！”“摔了就跑，这还行！”好些都跟着喊，更多人的被带着往入口鼓涌，墙头那两个拿气枪的已经开始瞄准“开路鬼”。“开路鬼”见势不妙，赶紧猛甩了几轮木棒，想把入口的人们吓走，底下人争相往前挤根本不买账，他的高跷腿子一步也迈不出去，别说他是“开路鬼”，就是“开路神”来了估计也没戏。他实在没辙，只好调转方向喊了几嗓子，刚才跳桌子的公子伙着傻小儿又回到场子中间。俩人先是扯着衣服斗，扯了一会，一个下腰、一个劈叉，开始捡剩下的几盒香烟。在大家都等着准备看叼烟的空档，开路鬼已经瞅准了一条人缝，他率先挪到入口占上位子，等香烟都捡起来时，他再敲木棒，傻小儿和那公子撒了泼的满场跑，站的靠前的人本能往后退，入口的缝子更大了，踩高跷的几个都往那儿迈。当起哄的人们发现上当时，已经晚了，开路鬼和傻小儿赫然杀出来一条“血路”。
“还没叼完哪！”
“叼烟啊！”
“明年看你还跑得了不！”
“高跷会”顺利出逃，精彩，确实精彩，人们仍意犹未尽，好些时候这个会刚走，另外村子的已经进来，大家伙马上抖擞精神迎接下面的精彩，有经验足的，甚至揣着几块果子不下墙头，免得回回抢位子。
那个叼烟失败的家伙有好几年没敢再出“会”，几个村子一提起他，都知道：
“哪个哪个村，叼烟那个？”
“哦，摔一狗啃屎那个。”
“让他闹得，后来不是全跑了？”
不知今年会不会还能看到那样的高跷，不过我们村子组织的 “踩街”也是热闹非凡。晚上的“踩街”应该又是“秧歌会”主打，“小车会”穿插。组织会的属于村里的两帮人，村东头一帮、村西头一帮，而我们村子又只有一条贯通东西的主街，两拨人都会向着村子中间大队部的场院进发，这个时候的“踩街”一定有“大会师”的看头。
我脑海中似是存了好些录像带一样，情不自禁的回放起往年“踩街”的盛况来。
表演的人自然都很随意，谁要想临时加入，套身戏服就能跟着上。晚上表演与白天不同的，只是每个人头上会戴个用粗电线绾成的头箍，上头再挂个亮晶晶的小彩泡，用细电线连着别在腰上的干电池。灯泡儿亮起来，正照着擦了红粉或白粉的脸，映出那些过于鲜艳的厚薄嘴唇，咧开笑着的大嘴，更露出参差各色的板牙，像极了一群滑稽的小丑。这样的丑脸下面，是放开扭着的欢快步子，蹭着鼓点，不论跟得上跟不上，扭的人都卖力的耍。
两拨人也不用约什么时间，表演的村民总是早早吃罢晚饭，提前到“头人”家里打扮，反正村这头鼓点儿一响“锵锵、嘁锵嘁”，村那头也就应声开始“咚咚锵、嘁锵嘁”，敲鼓的把式定然是队伍里膀大腰圆的胖子，鼓点是在提醒还没出门的家主，赶紧到街上来看热闹。鼓声越来越大，两头的鼓手都恨不能喝过对方，锣鼓震天，轰轰烈烈的“踩街”会师便闹腾开。整个村子都早有预备的欢腾起来，老老少少，带好了笑脸，拉家带口，往主街上凑。村口牛家的小孙子很不老实，拿了手电东照西照，晃别人眼，立马被旁边领着的老牛头吆喝住。老牛头正好碰见路边的熟人，赶紧凑过去拉个家常：
“老四，也出来看‘踩街’？”
“啊，”对方正抹头拉着孩子快走，发现是老牛头，马上停下来寒暄：“听着挺热闹，这不，孩子非得出来看。”
“呦，你儿子都这么大啦？”
“可不嘛。哈哈，臭小子，快喊二爷。”
这孩子没心思听大人们说些客套话，自然也没有喊什么大爷二爷的想法，只歪了头满眼渴望的盯着远处攒动的人头。老四忽然觉着跌了份，只好又低吼一声：“聋啦？快叫二爷！”孩子却故意拧过身子，不理不睬，明显是对老四权威的挑衅，眼看他的大嘴巴就要抽上去。
“呀，孩子懂个啥嘛，等着看‘会’咧。”旁边的临时二爷赶紧伸手拦住，替这儿子解了围，“咱快过去，秧歌会过来啦！”
风波就此打住，这父亲赶忙握了孩子的小手，跟着挤进那堆伸着脖子的脑袋里。
等瞅见秧歌队伍里表演的人，几乎全是大家熟识的。大伙都晃来晃去的看，大大方方的对里面的临时演员品头论足。看着他们花花绿绿的喜庆装束，盯着他们大摇大摆的夸张动作，下巴颏跟着鼓点“嘁锵嘁”的点着，步子随了表演队伍的前进慢慢挪动。老爷们儿看见队伍里卖力扭着的正是最熟的街坊，便清清嗓子喊个“好”，再打起呼哨起个哄，大家也就跟了逗起来。
这两拨队伍里都有各自压场打头阵的，都是村子里最能咋呼又最是熟脸的。我记忆最深的是村西队伍里的“傻红个儿”和村东的“老五儿”。
“傻红个儿”并不傻，长得也不红，个子却很高。一米八几的大个头，在这帮老爷们堆里很是显眼，他总穿一身绿色老军装，头上歪带个破解放帽，不论天冷不冷，但凡穿长袖，他便把两只手揣在油亮的袖口里，走起路来耸着肩膀，总是一高一低。他常年给村子里大小的包工头们干小工，有膀子力气，铲沙子和水泥、徒手往房上给瓦匠供砖头，甚至于给人割麦子、刨地瓜，从不偷懒，是把干活的好手。“傻红个儿”愣头愣脑，却是好心肠，大家伙要有谁找他帮忙卖个力气，他很少推脱，主家递过来烟卷儿，他嘿嘿一乐，接过来不抽，却别在耳朵上，拿回家攒起来给别人。我听母亲谈起过“傻红个儿”，说他家里有亲戚在城里当工人，那个时候国有的厂子还有“接班儿”一说，这亲戚退休前看“傻红个儿”实诚可靠，把他拉到城里接班，当了工人。没成想，过了不久“傻红个儿”自个跑了回来，说当工人不好，得每天准点上下班，还是种地自在。后来他的一个叔伯兄弟替他顶了坑儿，现在人家都当上主任坐小轿车了。每次有他在场人又多的时候，总有多嘴的提起这茬儿来激他。他倒不恼，停下手里的铁锨，大大咧咧的先堵上一个鼻孔，用力喷喷鼻涕，再换成另外一个堵，清完鼻涕，他把手往身边的老槐树上蹭干净，才“嘿嘿嘿”的搓着胳膊上的泥说：“嗨，我去了也当不上主任，啥人啥命呗。”
“傻红个儿”在“踩街”时也像干小工一样毫不吝惜自个的力气，他也穿着一样的戏服，只是头人故意没给他备上一套大的，像是葫芦娃里的爷爷错穿了七娃的行头，这时的他板起脸来一本正经，注意力全放在每一块不服管教的肌肉上，一板一眼的扣着鼓点扭动。他身子高，步子自然也大，又怕自己迈大了会踩着前边人的脚，每次迈步两条腿都抬的高高，却得绷着劲儿小心的往后回一点再落，他已经前倾的身子硬是让他给拽回来。他那两只大长胳膊，卯足了劲，甩巴腰上系的彩布条，远看时，像极了套在彩色塑料袋里，挥舞钳子挣扎的大个螃蟹，引得大伙哄笑不停。
至于“老五儿”，我了解的不太多，甚至不知道是不是他排行第五才得了这么个绰号，就如家里人都喊我的父亲 “老三”一样，但“老五儿”的绰号委实却是闻名几个村子的。我能记住“老五儿”主要还是因为他特能咋呼，用母亲的话说他会出“傻故事”，本就喜欢装憨露傻，又有点人来疯，越是人扎堆的时候，越是卖弄起来故意逗着乐。村东头“踩街”的队伍里他一定会扭在队伍最前头。“老五儿”个儿不高，瘦削脸，小鼻子，厚嘴唇，溜肩驼背，外加点罗圈腿，眯缝着眼，见谁都是乐的。他也爱戴个帽子，不过是小品《吃面条》里陈佩斯戴的那种绒线帽，脏不拉几，看不出原来的色。扭秧歌的都穿戏装大褂袍子，别人捯饬的整整齐齐，他偏不，好好的红布条腰带，他拧巴的像个穿大孝的麻绳，大褂本来是前遮后盖，全被他撩到后面变作屁股帘儿，耷拉在罗圈腿后面晃晃悠悠。随着扭秧歌的鼓点，“老五儿”倒也老老实实地迈三步退一步，可配上他那瘦麻杆的罗圈腿，简直就像被那耍猴人牵着的老猴一样，左摇右晃，在马路上划圈圈。别人头上挂着彩灯泡，他也挂，偏偏又不好好的挂，别人为了不影响视线，把捆小灯泡的细电线扎的紧紧，他偏不，故意把线松松垮垮耷拉在额头那，随着扭动，灯泡悠来悠去，他不仅不难受，还故意使劲儿的甩，小灯泡在他面前东窜西窜，照着他那夸张的笑脸、咧开的大嘴，晃动的灯光都能照出他的小舌头来，灯泡偶尔在他黄色的大板牙间穿梭，真怕那薄薄的灯泡砸到牙上，再被他给嚼碎喽。旁边看热闹的，早就准备好打呼哨、喊倒好了：
“老五儿，灯泡掉嘴里啦！”
“老五儿，晚上是吃的韭菜饺子吧？”
“转个圈儿啊，老五儿！转一个呀！”
越是这样他三尖葫芦头的脑袋越是抖愣的欢实，他故意吊着眉，歪拧着小鼻子，吐出舌头来，用眼斜眯着你，像是得了21三体综合征的不幸智障儿却极力要做出要冲人笑的样子。听说他年轻时靠着会出“傻故事”，就这么逗人家开心，竟踅么来一个挺漂亮的大姑娘，反正后来人家没跟了他。每到这时，就会有闲汉们想起这往年的艳事来，大笑着招呼：“老五儿，来呀，再出个傻故事，花姑娘大大滴！”连熟识的大孩子都跟着喊起不知谁编的顺口溜来：
“老五老五不知苦，
天天给跳王八舞。
姑娘姑娘不见谷，
踹了锅台不跳舞。”
老五儿笑着扭了脖子，冲人群做个鬼脸，小眼圆睁瞪上一瞪，继续卖力的疯耍，人们都跟着大声笑起来。只有这个时候，才是年下大家最开心的时候，连下岗的父亲，也只会在这个时候收起满脸的皱纹，踏踏实实的跟了大伙儿吆喝，也会抛出来两句：
“老五儿，裤子掉啦！”
“你媳妇哪，老五儿？”
引得大家又是一顿大笑。
老五儿的罗圈腿却划拉的更圆，卖傻笑的嘴巴张的更大，眼神也愈发的飘忽起来，仿佛那大姑娘又回来，笑着跟他说：“老五儿，你真逗”。
我喜欢这样的热闹，可这个晚上我却没有出去看“踩街”的打算。一墙之隔，我早早躲在北房的后墙根儿，静静听着那边传来的喧闹，仿佛看到了那熙熙攘攘的推推搡搡，感到了那乱乱哄哄的吵吵闹闹，融进了那热热乎乎的欢欢喜喜。
鼓点已经近的就在我耳朵边上，是打东边过来的，应该是“老五儿”他们。我连忙从兜里掏出摔炮，捡出四五个攥在手里，一咬牙，对着空荡荡的后窗窟窿扔过去。等了等，居然没有一个响，又等了等，鼓点都快过去了，还是没响。我立马再抽出一支摔炮，狠狠向墙壁扔去，“啪”的响了。我沮丧的叹了口气，任务失败，看来摔炮砸到人群里的力度根本不够炸响。我脑子一闪，奔到西配房，摸出小鞭，胡乱拆了几个，蹿回墙根，掏出打火机，点了一个引信，从后窗户“嗖”出去，“嘣”的一声，立刻炸响，干脆利落，紧接着传来一位大娘粗喘的叫骂：“这炮怎么回事，他妈的跟头顶上响！”我躲在墙后，捂着嘴巴笑，等她过去，再点两个。谁让我那几个宝贝摔炮就这么打了水漂？要是能正好在“傻红个儿”或“老五儿”头上响喽，是不是大伙也得喊几个“好”才好。
转过天来，便是旧历年的最后一天，这年没有三十，可街上碰到的人都乐得招呼：
“嘿，三十儿啦啊！”。
“可不？真快，三十儿啦都！”
仿佛到了三十儿大家都觉得一定会发生什么大事情似的，脸上都带着几分期盼，又不知如何恰到好处的表现出来，只好用听起来很热情的寒暄或看起来有模有样的笑脸，把这气氛温得热乎些。我多多少少跟着兴奋起来，只觉得应该高兴，却不知到底该怎么样的高兴。
快吃午饭的时候，我家小土狗得了劲儿的叫唤，门一开，街壁儿的“柱子”叔走进来。
他笑呵呵的瞅着正熬白菜的母亲：“做熟了没？过年了都，没看见你家炖肉哪？”
“好家伙，你当都跟你家？养着二十多只羊，哪头不值个一千？”
“哟？三嫂，一个五百，怎么着，你要不？我立马给你拉来。”
柱子叔欠身儿坐在沙发上，翘起二郎腿，手往兜里的烟盒摸。
“还不给你叔儿拿烟？没看嘴还空着呢？”父亲一边端锅一边给我使眼色。
“嘿，我可得抽抽三哥存下的好烟。”柱子叔放下手，开始往裤袋里掏，手里赫然多出一张五十的钞票。
“三嫂，这不年根儿了，卖了个羊。腊月门儿上，瞧病时借你那五十，放这儿了啊。”柱子叔很大气的在沙发扶手放下那票子。
母亲没有立刻接茬，正费力的扒拉白菜里的冻豆腐。她尝了尝豆腐，才心不在焉的说：“老二，还有呢，忘了？刚杀冷的时候，前院老了人，我不是给你垫了五十的礼？”
“啊？是呃？”柱子显出非常吃惊的样子。
“可不是？那天你去的着急，手里没现成的，不是我替你写的帐？”母亲快刀斩乱麻的一顿突突出来。
“哦，对，对啦，没错。”柱子叔不住的点头，“想起来了，是你给我垫啦。”说着，他欠了屁股又往兜里掏。
“嗨，老二，你要是手里不富余，赶明儿有了再给你三嫂。”父亲帮着腔打圆场。
“有，有，刚卖了羊。”柱子叔掏出一张一百的，重新放在沙发上。
又抽了一颗烟，柱子叔起身要走。
母亲客气的笑着招呼起来：“做熟啦，跟这儿吃呗？都是现成儿的。”
“不啦，我们今儿个顿的排骨，你家连肉都没有。”柱子叔打着哈哈，边说边往外溜达。
待到狗又汪汪起来，大铁门的合页吱呀过后，父亲轻轻念叨了一句：“看见没，这是等忘呢。”
“可呗，还了这五十，我一接过来，之前那就没戏了。”母亲觑着眼开始往瓷盆里腾白菜，脸上的笑早已褪去。
吃完饭，照例是父亲拿了饭勺在煤炉上打浆糊，我则帮着捋顺对联和福字。
母亲正收拾碗筷，问：“前院胡同里今年老了人，咱们胡同还贴对联？”
父亲正用铁筷子搅和面糊糊，他紧盯着勺子说：“不贴还行，前院跟咱们远多了，虽说是一个‘田’，他们可出了‘五服’啊。”父亲挑了一点面糊，见已经能够拉出很长的细丝，才心满意足的接着说：“那年，咱胡同老了他二爷的时候，人家不是都贴对子了？”
就在我和父亲往大门贴对子的功夫，村西头常年卖鸡蛋的大娘来了，她守着街壁儿柱子叔家的大门扒着门缝正往里看，一边看一边敲，那院里的大狼狗一直疯了似的汪汪。
“咋？没人？”过了好一会父亲才搭话。
“嗨，上午我来了一趟，还有人呢，说让我下午过来。吃了我一年鸡蛋，还没结账哪。”那大娘讪讪的笑道。
“哦，他对联倒是贴的早。”父亲绷着脸。
“唉，我晚点再来看看，咋着也得在‘请老祖宗’前要回来点啊。”大娘自顾自的嘀咕，冲着门缝端详了老半天，院里的大狗已经近距离的挠着铁门叫，仿佛要吃人，连我家的小土狗也当是发生了什么大事，凑到门口跟着“汪汪”，可它立刻被父亲呵住，耷拉了耳朵走开，三步一回头的看。那大娘终于揣起手来，磨磨蹭蹭地走了。
“爸，他家不是有人吗？”我奇怪的问。
“嗯。”父亲冷冷哼了一声，不置可否。
我知趣的帮他递过一张硕大的福字。
“站远点，看看，正不正？”父亲双手拈着大字，回头看我。
“人家都倒着贴的？”我指着街壁的大门。
“倒什么倒？福气自有福人享，来啥歪的斜的！看看，正不？”
“右边，右边再高点。”我指手画脚的比划。
“唔，这回呢？”他咬着浆糊筷子回头看我。
“高了高了，再落点，落一个韭菜叶就够了。”
这时母亲端着瓷盆出来问：“初一的饺子，捏素的还是捏肉的？”
“素的呗，白菜粉条，馅大皮薄。”父亲像说顺口溜一样，“当家的一直吃素，这理儿咱还改的了？”
不知爷爷奶奶是打哪儿赁的规矩，我家初一的饺子历来只吃素，父亲兄弟几个从不敢破，就连早年打了架不养爹妈、不和本家哥哥往来的四叔都保持着这第一口吃素的老礼，他家可是无肉不欢的主儿。
“那混不吝的都没破这规矩，照旧，吃素。” 父亲又一次完成了对自己的肯定。
我爱吃肉馅饺子，自然对这感到奇怪，从问不出个所以然来，也不知父亲到底坚持的是什么。
母亲准备捏饺子，我和父亲贴好对联，收拾收拾，准备去村东爷爷院里聚齐，该“请老祖宗”了。
三十祭祖，是好些地方的规矩，村里的大家族们对这个尤为看重。有的地方只是简单的点香案摆供桌，有的竟要家里人拿了大扫帚从院子里往外“轰”祖宗。我还是觉着我们几个村子的礼数最好。
三十儿下午，除了四叔，我们剩下三家的所有男丁都准备好烧纸、鞭炮，到爷爷住的院里聚齐，“请老祖宗”一向与女家无缘。爷爷在堂屋的正中挂上泛黄的家谱，招呼大伯摆上条案，条案中间放个四方铁盒作香炉，铁盒后头摆着几个白瓷大碗，有馒头、有苹果、有点心、还有一方炖好的咸肉，碗后头挨着家谱靠上一溜新买的红漆筷子，不多不少，得正好跟家谱上的人名对应。
母亲是老师，竟对这“请老祖宗”深信不疑。她说小时候，有一年帮着姥姥摆供桌，不知怎么就少放了一副筷子，家里人谁也没细看。晚上吃过年夜饭，姥姥打了个盹，瞅见自己的老公公竟然在大门外头晃荡。姥姥奇怪的问：“大过年的，你咋不回家呢？”那老爷子却一脸不高兴的说：“回哪啊？都没我吃饭的位子。”姥姥一惊醒了，老公公都死了好几年，这是咋回事？她赶紧到供桌那一看，果然，真是少摆了他一双筷子。
俗话说“举头三尺有神明”，对自家祖宗敬重些总不为过。爷爷摆妥了供桌，我们就带着烧纸和鞭炮奔着村南的一大片祖坟出发，里面埋着爷爷的祖父、父亲、母亲、叔叔、婶子，还有弟弟、弟妹。祖坟的风水很好，祖宗明堂朝向西南，东边有河塘的活水滋养，西边是杨树林子的庇荫。“请老祖宗”的是两拨人：一拨是爷爷的父亲一支，来的人都是父亲的堂兄弟，像“柱子”“三儿”“把式儿”“喜子”都属那边；另一拨是爷爷的叔叔一支，只有我父亲兄弟几个。爷爷本是老大，只因他叔叔家没有生养，太爷爷便把老大和老幺，也就是我爷爷和姑奶奶，过继给弟弟养老，是以爷爷是喊他二叔二婶做爹娘的，自然继承了这边的家谱。
我们到的时候，那拨人已经来了，正扒拉坟头的枯草。他们人多炮也多，我们的到来更添了几分热闹。一大帮本家逗逗闷子，敬敬烟卷，琢磨琢磨将来老了人还能往哪个空穴里埋。
“江儿”叔竟然穿了一件复古唐装的枣红棉袄，上头赫然印着几个大大的貌似喜庆的“寿”字，在这群以土黄和黑灰为主旋律的弟兄里颇为扎眼。他挺了肚子撇着大嘴抄起手，单单的戳在老坟的外围，躲着草渣土灰和炮皮，全然不顾本家笑话他穿的像个发了福的老地主。我看着有些害怕，平时鬼故事读的不少，江儿叔的装束，再配上他本就苍白无色的面容，我总觉得他才像是刚从地底下爬出来的，好在朗朗乾坤，睡在底下的都是我的亲祖宗们。
一年到头，大家打照面极难，反倒是祖坟，成了这一大家子唯一能聚齐的地方。
好歹清了枯草，大伙都扯着烧纸坟头上点。“柱子”的父亲是老二，擎了那支的家谱，柱子叔只顾拿了一堆烧纸往太爷爷和他老爹那儿点。大伯看出了门道，撇了嘴，卷了一大抱洋钱票，直径往太叔公的坟头上码。剩下的坟头，几个叔伯也都象征性的挪了些烧纸过去。待纸钱都化完了，大伙摆上几块砖头，叼着烟，开始在上头点二踢脚，小鞭早被挂在旁边的树枝上，几个堂弟正掏打火机。祖坟上霎时四面开花，漫天的火药烟灰，遍地的卷筒炮皮，叮叮当当的喊醒这睡了一年的祖宗们。
抽烟点炮的本家兄弟，仰天望着二踢脚崩高的我，所有的所有，都仿佛要继承些什么。也许来年又是一样，也许来年又不一样，至少能确凿的，是现在，是这旧历年的即将结束。炮放完了，长辈们选了自家代表的坟头，一拜到地、磕四个头、躬身再拜，我们小辈的也跟着学，大家膝盖上全是土，裤角都沾满了碎枝烂叶。
“行喽，都跟着回家过年吧！”
“回去过年啦。”
“各找各家，翻修大门了，别走错喽。”
大伙按各自的队伍离开，但这还不算完。祖宗得“跟着”我们往家走，我们得一直“请”到供桌上。
爷爷早就在堂屋等着了，见我们回来，便拿出个新的尼龙口袋铺在供桌前的地上，前头边已经摆好了火盆和烧纸。爷爷先点了烧纸，一拜、四磕头、再拜，接着是大伯、二伯、父亲，然后是我们小辈。等都拜完了，堂屋里已经烟熏火燎。爷爷照例把爱往前头凑的大哥拉过去，絮叨起这家谱上各个名字的来历，我也凑过热闹去，只听说最开始的祖宗是打山西挑着小挑到这里卖货的，后来留下才有了这一大家子。大哥是长子长孙，将来这家谱定是要传到他手里的，爷爷眯着眼说的起劲，大哥点着头，却已经开始往里屋挪步。
大娘早就在院里看着，这时赶紧进屋，把窗子都打开：“你瞅瞅，这烟，小心把西屋的花生籽种儿都熏坏喽。”
我们都聚在里屋的土炕上，爷爷摆出一盘自己炒的花生，一个劲的劝我们吃。
已经开完窗子的大娘，挑帘进屋，拍了拍身上的土说：“他们老俩的饺子，我一会送过来，你们就别管了。”
父亲立马嘱咐：“年前我送的年糕，少吃点，那东西不好消化，吃的时候想着用钢种锅溜儿溜儿。”
爷爷点点头：“嗯，好吃，枣儿多，老二也拎了点儿过了。”
“嗨，消化的了就吃呗，”二伯抽着烟轻声嘀咕：“前两天我还拿了几张棒子面饼过来，吃的香着呢。”
爷爷只是一个劲点头说：“都别老往这提溜东西了，我们俩吃不了，吃不了，都得撂坏喽。”奶奶一直窝在炕角，东瞅瞅西看看，并不言语。
大家聊了一会，也没什么话谈，便都蹲在地炉子口边上烤火，再寒暄上几句，父亲终于说：“走吧，回去还得拾掇拾掇呢。”大家便都仿佛松了口气似的，大娘照旧笑着拉住父亲：“老三，晚上跟这儿吃呗，大伙好容易凑一块，什么菜都有，给他婶子打个电话，也叫过来？”
“嗨，下回，下回，家里还得拾掇拾掇。”父亲嘿嘿笑着，往外迈的步子没有停下。
“你老说下回？哪回啊？”大伯瞅着我俩笑，并不阻拦。
等我俩回家，天已经黑下来，竟然还有点小雪碴儿在空中松松垮垮的漂着，四外都是此起彼伏的炮声，父亲便让我去拿二踢脚。
放炮、吃饭、看春晚，十二点再放炮，我照例是吃了好多好多的炉花生、炒瓜子、日本豆、山楂片，撑得肚子又鼓又胀，打嗝都带着胃里的酸水。电褥子早就被父亲开了高档位，伴着脊梁的滚烫，我沉沉的睡了下来，这三十儿终于过了。
第二天早上，父母照例是起早去各家拜年，爷爷奶奶更要早早的把大门打开，迎接过来纳福的晚辈们。我揭开蹲在炉边的钢种锅，水蒸气里照例有一碗母亲留给我的饺子。外头居然没有一点雪的样子，许是我昨晚看错了，太阳都起高了，我才慢腾腾走到爷爷家，母亲也在。我进屋先给祖宗排位磕了头，然后再给爷爷奶奶磕，还没磕完，爷爷已经抓了一大把花生往我口袋里塞，顺带着拉我起来，奶奶笑呵呵递过来十块钱：“拿着，别嫌少，每家都十块”。我没敢接，瞅瞅母亲，她正冲着我笑：“你奶奶给的，拿着吧，压岁钱。”
拜完年，中午都回自家吃饭，父亲端着小酒杯冒出来一句：
“大年初一头一天，
过了初二就初三，
这年就算过啦。”
我嚼着鸡腿，听得很熟，细细一想，这竟是父亲照例每年这个时候都会说的口头禅。
我兜里装着从各家磕头换来的花生瓜子，还装着母亲给我买的摔炮。每到看“会”的时候我都放上几个，偶尔也大方的匀出几个，让小健跟着过过瘾。直到开了学，我书包里还攒着一些没舍得报销掉。偶尔我会在下学的路上掏出来一个，想起小健的放炮准则，便显摆似的，趁着人多时往路边的墙头扔。旁边的同学都羡慕的喊道：“嘿，你还藏着摔炮哪！”
说起假期作业来，直到老师让上交《寒假生活》了，我才知道老九子和老骚斌压根儿就没写完。看着他俩被老师罚站时那低头可怜的模样，我也不觉着那天他俩用大话骗我有什么不好了。他们有没有买摔炮我不知道，至少我确实有。
有一天，我找了个没人的河边，掏出最后四五个存货，小心翼翼的一一过完瘾，碎碎的撕掉干瘪的摔炮盒子，我这年下才终于过去了。